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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2012年第4期
文 苑
卷 首 语
活得过瘾
严歌苓
假如说生命有度——把心与身的存在状态从低到高排列成刻度,那么“瘾”就是一种超乎正常的生命度。
《纽约客》上曾有一篇文章,讲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艺术家们的生活方式时,总结是“他们或许活得不长,但都活得很浓烈”。
写作之于我,便是一种秘密的过瘾。我每天写作,就是图这份浓烈。一连多日不写,就如半打盹儿地过活,新陈代谢都不对了,完全像犯了毒瘾的人。对我来说,生命一天不达到那个浓度和烈度,没有到达那个敏感度、兴奋点,瘾就没过去,那一天就活得窝囊。
然而,能不能过上那把瘾,取决于你认不认真,是否全身心地投入。
练瑜伽功的打坐,只有彻底投入才能进入佳境,出神入化。而投入的过程,往往不无痛苦。要多大的毅力、多严明的自我纪律,才能勒住意念的缰绳。半点消极怠工都会让你前功尽弃。因为那涅盘般的极致快乐就在认真单纯的求索后面,就在那必不可缺的苦头后面。
不认真的爱情,我不能从中获得享受;不认真做人,我就会活得不爽透。
就连最不费事的瘾也没那么好过。酒是辣的,咖啡是苦的。人间极乐之事,无不是苦中作乐。中国人最喜欢的两样东西,茶叶和白酒,难道不是滋味上最复杂、最不惬意的吗?看看人们品茶品酒时的表情,龇牙咧嘴,苦不堪言。喝糖水不痛苦,却也不过瘾。原来小小地受点儿罪,大大地经历一番刺激,而后灵与肉得到一种升华,一种超饱和状态,就叫过瘾。那和我通过每天长跑、打坐、写小说所过的瘾,本质有什么不同呢?
本质都是要从自己的躯壳里飞出来一会儿,使自己感到这一会儿的生命比原有的要精彩。在这时,你愿意宽谅,与世无争,为了去满足那“瘾”,你不和世人一般见识。你相信他们身不由己,而你有那样一个秘密的办法,能给自己一刹那的绝对自由。
【作者简介】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出生于上海,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九八九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好莱坞专业编剧。她的代表作有《天浴》、《扶桑》、《少女小渔》、《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其中《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荣获金马奖最佳影片等七项大奖,一九九九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十大最佳影片。以其小说《金陵十三钗》、由张艺谋执导拍摄的同名电影正在大陆热映。
文 苑
原来,你已不在
城山三郞
茫茫人海中,我只会对一个用“喂”这样的称呼
原来,你已不在
云淡风轻,阳光灿烂,洒在海面上的光芒点缀了波浪,摇曳着,一片片金灿得耀眼。我独自走在细细软软的沙滩上,海浪顶着白色的浪头轻袭过来。这片沙滩,我和容子来过很多次。我走着?低头看见沙堆里有一枚光亮的玻璃。于是蹲下来,轻轻地拾起它,然后举起来,透过它去看头顶的蓝天。
“啊,好漂亮啊!”
耳畔响起容子的声音。“是啊,的确很漂亮。”
我说:“喂,你看,那朵云真有意思,就好像在天空飞翔的鸡蛋卷。喂……”没有声音回答我。
“喂……”
我回头叫容子。蓦然,身后还是那片寂寥的沙滩,还是那一次次涌上来的孤独的海浪,还是我一个人独自行走的足迹。低下头,我再次告诉自己:“原来,你已不在……”
没事的,有我
容子走了过来,停在了门口。夕阳照进房间,轻柔的风掀起窗帘。我转身看着她,容子也?着我,眼里闪动着泪光。我张开嘴,欲言又止。刚刚还在高声唱歌的她,终于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你啊……”我苦笑了一下,打破了沉重的气氛,但是接下来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我也哽咽了。
我张开双臂,迎接着一头扑进我怀里的容子,紧紧地抱着她,“没事的没事的,有我在你身边,没事的。”
也许怀抱是我唯一能给她的一点安慰。但是我口口声声说着的“没事”却是那么软弱无力。什么叫“没事”,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还那样不停地说着自己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谎言。但是,那时那刻,我唯一能说出来的,也就只有这一毫无意义的谎言了。
我轻轻地拍着容子抽搐着的背脊,让她在我怀里尽情地哭着。容子的泪水湿透了我的衬衫,渗到我的皮肤上,凉凉的。身为丈夫,面对哭泣的妻子,我的心里是前所未有的无奈和无能为力。
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反复地问自己。我不能代替她生病,不能代替她痛苦,我能做的就只有这样给她一个紧紧的拥抱,给她一点点心灵上的依靠。在病魔面前,在生死面前,再伟大的人也只能俯首称臣。我渺小的力量又如何能撼动这个摧毁性的悲哀呢?我抱着容子,同时也抱着自己不知所措的心。
“没事的……”我继续机械?说着……
依旧是那最灿烂的阳光,它投射进来,用暖暖的光辉将我们这对无助的白发夫妻环绕在淡淡的金色中。从那一刻开始,容子一天天走向衰弱和死亡。她的生命就这样被突然宣判了,猝不及防……
回首,君已逝
看着挚爱的妻子即将离我而去,对我而言,这是一份难以承受的痛苦。我们一起走过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穷日子的时候她没有怨言,也从不挑剔。容子是我的贤内助,生活中所有事情她都替我打点、为我准备,我从未担心过饮食起居。我们好不容易携手到白头,突然之间,永远的离别却摆在我们眼前。
面对生离死别?活着的人能做些什么呢?我该怎么做呢?守候在病床前,紧握着容子冰凉的手,我只能默默地祈祷,希望分别的时刻来得晚些,再晚些……
三个月过去了,容子并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离开,而是在病床上迎来了新的一年。不过容子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一天不如一天,每况愈下。
容子不拒绝服用抗癌疫苗,我查到了一种疫苗的购买渠道,于是每周去一趟东京取药。独自坐在客车上,望着窗外的行人,我试着去想象每个人的生命旅程。出生、死亡,每个人都逃不出这个命运的循环。为了让容子能够多一线生的希望,我来回地奔波着,这世上?多少人和我一样有着自己一生珍贵的东西,在最珍贵的人即将要离开的时候,谁都会像我一样去极力挽留。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我每天去两次医院,从家或者工作室走过去,路上买些吃的。我和容子每天一起吃晚饭,亲手把饭喂到她嘴里。我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着容子,吃完饭后就漫无边际地和她聊天。容子靠在窗台,我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迎着温柔的光线,我们讲起很多往事:讲我们去旅游时发生的种种趣事;讲我专程去阿拉斯加待了一周也没看到极光的糗事……
身体状态好的时候,容子的笑声还是那么爽朗。容子性格开朗,喜欢和别人交流,聊天的同时会把自己的快乐传达给周围的人。不论走到哪里,只要容子是开心的,她周围的人也一定会跟着?心起来。护士小姐有时候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中。她问我们一起旅游时会不会经常吵架,她跟她丈夫新婚旅行时,就开始吵了。
于是,容子解释了我们为何不吵架的原因:“到了观光地我们就各走各的,他喜欢逛名胜,我就是特别喜欢逛商店、买特产。所以我们想吵也没机会吵啊。”
说到极光的事情时,护士小姐都在笑我:“先生您居然不知道白夜现象啊!”我一脸尴尬,笑得最开心的却是躺在病床上的容子。
容子住院那段时间,女儿纪子几乎天天都在医院照顾容子,经常陪容子聊天。一天我还没走近病房就远远听到母女俩在笑。
一进门女儿朝我坏笑着说:“爸爸,原来是这样的啊?”
“什么这样的?”我不解。
“我长这么大一直以为爸爸和妈妈是相亲认识然后结婚的呢!”
“哈哈,你猜错了吧?”容子接过话去。
“我和你爸爸可是真正地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
于是,我们又讲起在图书馆的相识,讲起那封坚决的绝交信,讲起我们奇迹般的重逢。
女儿嘲笑我:“看不出来啊,爸爸,你第一次见妈妈就上前搭讪啊?”
“哈哈,我那是真男人的行为,懂得该出手时就出手……”
“哈哈哈哈……”我们都笑了起来,整?病房都被笑声点亮了。我们就这么回忆着过去的美好,谁都不愿去触碰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
好景不长,进入二月,容子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最后到了起不了床的状态,只能安静地躺着,时不时喃喃地说几句。有时候容子会疼得睡不着觉,我就轻轻地帮她揉揉腰,希望能缓解一下她的痛苦。到后来人为的按摩已经起不到一点缓解疼痛的效果,医生开始使用吗啡镇痛。看着病床上痛苦的容子,我意识到任凭我有多么的舍不得,任凭容子有多么的不情愿,最后的离别还是来了。
2000年2月24日,杉浦容子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
我常常觉得,和容子的分别是那样的突然。检查出身患肝癌后的第四个月,入院治疗后的两个多月,容子就永远地离开了。太突然,我甚至没有准备好该如何去面对。作为比容子年长四岁的?夫,我从未想过容子会走在我前面。容子曾经答应过我,一定照顾我直到我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因为没有她我就不知道该怎样生活。
“我知道啦,爸爸你走了以后我还要健健康康地活十几年呢!”容子的声音仿佛还在耳畔。而如今她失约了,先走了,留下不知所措的我。
容子走了,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每次意识到她已经不在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家里每个角落都有她的身影。她在我面前打扫着,在我耳边说着话,一切都还那么清晰,仿佛就是上一秒钟的事情。可下一秒她却不在了,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
容子走了七年了,可我依然没能适应没有她的日子。写关于她的故事时,我总会在不经意间叫她:“喂,容子,你还记得我们去那个地方旅游时你为了买便当没赶上火车吗?喂,喂……”
抬头一看空荡荡的房子,客厅、厨房……到处都是空的,只有我的回音。这时,我才反应过来,?不得不再提醒自己,“啊,原来你已经不在了……”
当我低头继续写作,过一会儿又会不自觉地叫:“喂,容子啊……帮我加点茶好吗……”
最后的日子
容子最后的那段日子,每天都要与病魔抗争,每天都要忍着疼痛接受治疗。因此那些日子就像一张张排列着的灰白卡片,但最后留下的画面却是一张耀眼的彩色明信片。
那一次,在纽约工作的儿子回来看望母亲。因为隔得太远,儿子担心一旦母亲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也不能及时赶回来,所以他专门请了假,捧着一大束鲜花,回来看望母亲。当儿子收拾行李准备起身,我打算把他送上出租车,于是也跟着起身了。
容子的目光跟随着我们,正要出门的时候,身后传来容子的声音,爽朗高亢的声音:“有一!”
我们回头,突然容子从床上支起身体,要下床,滑了一下,好不容易站稳。更让我吃惊的是,下一个瞬间,容子整理整理病服,朝着儿子微笑着挺直腰?敬了一个军礼,说:“一路顺风!”
瞬间,世界安静了,我们都怔住了。
容子那么精神抖擞地站着,背后是透过窗帘的暖暖阳光,她站在那里,闪着光芒。
看着母亲的笑靥,儿子也随即举起手来朝着母亲回敬一个军礼,“是!我出发了!”
空气凝固了一会儿,看着互相敬礼的母子俩,我哈哈地笑了起来,容子和儿子也都笑了。我们脸上都笑得那么开心,但是眼中却含着泪水,我们心里都知道,这是母亲跟儿子最后的道别。
身为小说家的我,见过也写过很多场面,但是容子最后一刻的爽朗是我没见过也写不出来的。我们都?她“欺骗”了,她明明心里无限悲伤,脸上却还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后来儿子说,长时间的旅途中,他反反复复想起好几遍母亲最后的姿势和笑脸,忍着盈眶的眼泪,儿子一遍遍地举起右手行军礼,“是!我出发了……”
每次回忆起那一幕,我都说不出话来。不,是颤抖着泣不成声地默念:“这样一个最后的谢幕方式,对于给了我这么多年快乐的你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格兰米勒的音乐再次响起,我恍惚回到了那个与容子重逢的夜晚。吊灯旋转着,洒下点点金黄色的光芒,酒色氤氲,音乐弥漫,我牵起容子的手走向舞池。
容子一袭白裙,配一双精致的白色高跟儿鞋。偌大的舞池只有我们两人,没有天花板,抬头便是皎洁的月亮。我们轻轻地迈着舞步,听得见彼此的呼吸。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容子低着头对我说。
“但是我一直相信我们还能再遇见。”
“呵呵,你真会哄女孩子,这么会说话。”容子以为我是在讨她欢心。
“不,我是说真的。”我肯定地说,语气坚定。容子停下了舞步,抬起头,怔怔地看着我。
看着容子清澈的眼睛我告诉她:“你知道吗,这是命中注定的。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一切都注定好了。”
容?笑了,“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你是我的守护天使。”
“守护天使?”
“你将一生守护我,让我幸福快乐。我们此生要彼此相依在一起,这是命中注定的。”
四目相对,容子看到了我的一颗真挚的心,她迎过来轻轻地抱着我,音乐继续,我们的舞步继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是我们一生的约定。
诗二首
索德格郞 威廉·斯塔福德
夜 曲
作者:芬兰索德格郞 李 笠译
银光柔嫩的月夜
夜的蓝色波浪,
没有语言的波光
在互相追随。
阴影飘落在路上,
岸上的灌木慢慢啜泣,
黑色的巨人守着海岸的银子。
夏夜无边的静谧,
睡眠和梦——
月从海上滑过
白色和温柔。
信 心
作者:美威廉·斯塔福德 马永波 译
你永远不会孤单,秋天降临
你听到如此深沉的声音。黄色
拖过群山,拨动琴弦,
或是闪电后的寂静,在它说出
自己的名字之前——那时云彩将开口
道歉。你从出生起就成了目标:
你永远不会孤单。雨会来
一条充满的水沟,一条亚马逊
漫长的走廊—-你从未听过如此深沉的声音
石上青苔,以及岁月。你转过头——
那就是寂静的含意:你不是孤身一人。
整个辽阔的世界一倾而下。
老驼的喘息
梁晓声
我这个出生在哈尔滨市的人,下乡之前没见到过真的骆驼。当年哈尔滨的动物园里没有。据说也是有过一头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我下乡之前没去过几次动物园,总之是没见到过真的骆驼。当年中国人家也没电视,便是骆驼的活动影像也没见过。
然而骆驼之于我,却并非陌生动物。当年不少男孩子喜欢收集烟盒,我也是。一名小学同学曾向我炫耀过“骆驼”牌卷烟的烟盒,实际上不是什么烟盒,而是外层的包装纸。划开胶缝,压平了的包装纸,其上印着英文。当年的我们不识得什么英文不英文的,只说成是“外国字”。当年的烟不时兴“硬包装”,再高级的烟,也无例外地是“软包装”。故严格讲,不管什么人,在中国境内能收集到的都是烟纸。烟盒是我按“硬包装时代”的现在来说的。
那“骆驼”牌卷烟的烟纸上,自然是印着一头骆驼的。但那烟纸令我们一些孩子大开眼界的其实倒还不是骆驼,而是因为“外国字”。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国的东西,竟有种被震撼的感觉。当年的孩子是没什么崇洋意识的。但依我们想来,那肯定是在中国极为稀少的烟纸。物以稀为贵。对于喜欢收集烟纸的我们,是珍品啊!有的孩子愿用数张“中华”、“牡丹”、“凤凰”等当年也特高级的卷烟的烟纸来换,遭断然拒绝。于是在我们看来,那烟纸更加宝贵。
“文革”中,那男孩的父亲自杀了。正是由于“骆驼”牌的烟纸祸起萧墙。他的一位堂兄在国外,还算是较富的人。逢年过节,每给他寄点儿东西,包裹里常有几盒“骆驼”烟。“造反派”据此认定他里通外国无疑……而那男孩的母亲为了表明与他父亲划清界线,连他也抛了,将他送到了奶奶家,自己不久改嫁。
故我当年一看到“骆驼”二字,或一联想到骆驼,心底便生出替我那少年朋友的悲哀来。
“文革”中我还从大字报汇编中得知——有人通过画骆驼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丑化”,并且偌大的画曾悬于人民大会堂。当年的大字报汇编,好比现在的文摘类报刊。将全国各地的大字报内容选编在一起,内容很广泛,也相当耸动。我拥有过的,是挺讲究印刷水平的一册,配有那幅获罪的画。画上的三匹骆驼,看去有些瘦,也有些疲惫。却正因为是那样的骆驼,我觉得恰恰画出了骆驼的精神——毅忍。但批判者们似乎偏爱肥的且毛色光鲜的那一类骆驼。他们莫须有地指出,将骆驼画得那般瘦,那般疲惫,还要命名为《任重道远》,不是居心“丑化”党和社会主义才怪了呢!
故在当年,我一看到“骆驼”二字或联想到它,心底便也生出几分不祥之感来。
后来我下乡,上大学,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竟再没见到“骆驼”二字,也没再联想到它。
落户北京的第一年,带同事的孩子去了一次动物园,我才见到了真的骆驼,数匹,有卧着的,有站着的,极安静极闲适的样子,像是有骆峰的巨大的羊。肥倒是挺肥的,却分明被养懒了,未必仍具有在烈日炎炎之下不饮不食还能够长途跋涉的毅忍精神和耐力了。那一见之下,我对“沙漠之舟”残余的敬意和神秘感荡然无存。
后来我到新疆出差,乘吉普车行于荒野时,又见到了骆驼。秋末冬初时节,当地气候已冷,吉普车从戈壁地带驶近沙漠地带。夕阳西下,大如轮,红似血,特圆特圆地浮在地平线上。
陪行者忽然指着窗外大声说:“看,看,野骆驼!”
于是吉普车停住,包括我在内的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朝窗外望。外边风势猛,没人推开窗。三匹骆驼屹立风中,也从十几米外望着我们。它们颈下的毛很长,如美髯,在风中飘扬。峰也很挺,不像我在动物园里见到的同类,峰向一边软塌塌地歪着。但皆瘦,都昂着头,姿态镇定,使我觉得眼神里有种高傲劲儿,介于牛马和狮虎之间的一种眼神。事实上人是很难从骆眼中捕捉到眼神的。我竟有那种自以为是的感觉,大约是由于它们镇定自若的姿式给予我那么一种印象罢了。
我问它们为什么不怕车?
有人回答说这条公路上运输车辆不断,它们见惯了。
我又问这儿骆驼草都没一棵,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离公路这么近的地方呢?
有人说它们是在寻找道班房,如果寻找到了,养路工会给它们水喝。
我说骆驼也不能只喝水呀,它们还需要吃东西啊!新疆的冬天非常寒冷,肚子里不缺食的牛羊都往往会被冻死,它们找到几丛骆驼草实属不易,岂不是也会冻死吗?
有人说:当然啦!
有人说:骆驼天生是苦命的,野骆驼比家骆驼的命还苦,被家养反倒是它们的福分,起码有吃有喝。
还有人说:这三头骆驼也未必便是名符其实的野骆驼,很可能曾是家骆驼。主人养它们,原本是靠它们驼运货物来谋生的。自从汽车运输普及了,骆驼的用途渐渐过时,主人继续养它们就赔钱了,得不偿失,反而成负担了。可又不忍干脆杀了它们吃它们的肉,于是骑到离家远的地方,趁它们不注意,搭上汽车走了,便将它们遗弃了,使它们由家骆驼变成了野骆驼。而骆驼的记忆力是很强的,是完全可以回到主人家的。但骆驼又像人一样,是有自尊心的。它们能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所以宁肯渴死饿死冻死,也不会重返主人的家园。但它们对人毕竟养成了一种信任心,即使成了野骆驼,见了人还是挺亲的……
果然,三头骆驼向吉普车走来。
最终有人说:“咱们车上没水没吃的,别让它们空欢喜一场!”
我们的车便开走了。
那一次在野外近距离见到了骆驼以后,我才真的对它们心怀敬意了,主要因它们的自尊心。动物而有自尊心,虽为动物,在人看来,便也担得起“高贵”二字了。
后来我从一本书中读到一小段关于骆驼的文字——有时它们的脾气竟也大得很,往往是由于倍感屈辱。那时它们的脾气比所谓“牛脾气”大多了,连主人也会十分害怕。有经验的主人便赶紧脱下一件衣服扔给它们,任它们践踏任它们咬。待它们发泄够了,主人拍拍它们,抚摸它们,给它们喝的吃的,它们便又服服帖帖的了。
毕竟,在它们的意识中,习惯于主人是它们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久前,我在内蒙的一处景点骑到了一头骆驼背上。那景点养有一百几十头骆驼,专供游人骑着过把瘾。但须一头连一头,连成一长串,集体行动。我觉有东西拱我的肩,勉强侧身一看,见是我后边的骆驼翻着肥唇,张大着嘴。它的牙比马的牙大多了。我怕它咬我,可又无奈。我骑的骆驼夹在前后两匹骆驼之间,拴在一起,想躲也躲不开它。倘它一口咬住我的肩或后颈,那我的下场就惨啦。我只得尽量向前俯身,但却无济于事。骆驼的脖子那么长,它的嘴仍能轻而易举地拱到我。有几次,我感觉到它柔软的唇贴在了我的脖梗上,甚至感觉到它那排坚硬的大牙也碰着我的脖梗了。倏忽间我于害怕中明白——它是渴了,它要喝水。而我,一手扶鞍,另一只手举着一瓶还没拧开盖的饮料。即明白了,我当然是乐意给它喝的。可骆队正行进在波浪般起伏的沙地间,我不敢放开扶鞍的手,如果掉下去会被后边的骆驼踩着的。就算我能拧开瓶盖,也还是没法将饮料倒进它嘴里啊,那我得有好骑手在马背上扭身的本领,我没那种本领。我也不敢将饮料瓶扔在沙地上由它自己叼起来,倘它连塑料瓶也嚼碎了咽下去,我怕锐利的塑料片会划伤它的胃肠。真是怕极了,也无奈到家了。
它却不拱我了。我背后竟响起了喘息之声。那骆驼的喘息,类人的喘息,如同负重的老汉紧跟在我身后,又累又渴,希望我给“他”喝一口水。而我明明手拿一瓶水,却偏不给“他”喝上一口。
我做不到的呀!
我盼着驼队转眼走到终点,那我就可以拧开瓶盖,恭恭敬敬地将一瓶饮料全倒入它口中了。可驼队刚行走不久,离终点还远呢!我一向以为,牛啦、马啦、骡啦、驴啦,包括驼和象,它们不论干多么劳累的活都是不会喘息的。那一天那一时刻我才终于知道我以前是大错特错了。
既然骆驼累了是会喘息的,那么一切受我们人所役使的牲畜或动物肯定也会的,只不过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罢了。
举着一瓶饮料的我,心里又内疚又难受。
那骆驼不但喘息,而且还咳嗽了,一种类人的咳嗽,又渴又累的一个老汉似的咳嗽。
我生平第一次听到骆驼的咳嗽声……
一到终点,我双脚刚一着地,立刻拧开瓶盖要使那头骆驼喝到饮料。偏巧这时管骆驼队的小伙子走来,阻止了我。
因为我手中拿的不是一瓶矿泉水,而是一瓶葡萄汁。
我急躁地问:“为什么非得是矿泉水?葡萄汁怎么了?怎么啦?!”
小伙子呐呐地说,他也不太清楚为什么,总之饲养骆驼的人强调过不许给骆驼喝果汁型饮料。
我问他这头骆驼为什么又喘又咳嗽的。
他说它老了,说是旅游点买一整群骆驼时白“搭给”的。
我说它既然老了,那就让它养老吧,还非指望这么一头老骆驼每天挣一份钱啊?
小伙子说你不懂,骆驼它是恋群的。如果驼群每天集体行动,单将它关在圈里,不让它跟随,它会自卑,它会郁闷的。而它一旦那样了,不久就容易病倒的……
我无话可说,无话可问了。
老驼尚未卧下,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处,瞪着双眼睇视我,说不清望的究竟是我,还是我手中的饮料。
我经不住它那种望,转身便走。
我们几个人中,还有著名编剧王兴东。我将自己听到那老驼的喘息和咳嗽的感受,以及那小伙子的话讲给他听,他说他骑的骆驼就在那头老驼后边,他也听到了。
不料他还说:“梁晓声,那会儿我恨死你了!”
我惊诧。
他谴责道:“不就一瓶饮料吗?你怎么就舍不得给它喝?”
我便解释那是因为我当时根本做不到的。何况我有严重的颈椎病,扭身对我是件困难的事。
他愣了愣,又自责道:“是我骑在它身上就好了,是我骑在它身上就好了!我多次骑过马,你当时做不到的,我能做到……”
我顿时觉他可爱起来。暗想,这个王兴东,我今后当引为朋友。
几个月过去了,我耳畔仍每每听到那头老驼的喘息和咳嗽,眼前也每每浮现它睇视我的样子。
由那老驼,我竟还每每联想到中国许许多多被“啃老”的老父亲老母亲们。他们之被“啃老”,通常也是儿女们的无奈。但,儿女们手中那瓶“亲情饮料”,儿女们是否也想到了那正是老父老母们巴望饮上一口的呢?而在日常生活中,那是比在驼背上扭身容易做到的啊!
中国许许多多的底层民众,他们之巴望被关怀的诉求,也往往像一瓶“责任饮料”,握在各级官员手中,他们是否很乐于为民众解渴呢?那其实往往比在驼背上扭身难不到哪儿去。即使难,做不到,他们会因而内心里不好受吗?
天地间,倘没有一概的动物,自远古时代便唯有人类。我想,那么人类在情感和思维方面肯定还蒙昧着呢?万物皆可开悟于人啊!
胡凡小姐的故事
席慕蓉
小时候看童话书,最爱看的是这样的结尾:“——于是,王子和公主结婚了,他们住在美丽的城堡里,过着非常快乐的日子。”
把书合起来以后,小小的心灵觉得安慰又满足,历尽了千辛万苦的情侣终于可以在一起,人世间没有比这个再美好的事了。
等到长大了一点,对爱情的憧憬又不一样了:爱应该是不指望报偿的奉献,是长久的等待,是火车上费雯丽带着泪的送别,是春花树下李察波顿越来越模糊的挥手的特写。凄怨感人的故事赚了我满眶热泪,却有一种痛快的感觉,毕竟,悲剧中的美才是永恒而持久的。
可是,胡凡小姐的爱情故事又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在布鲁塞尔读书时住过好几个女生宿舍,其中有一间宿舍名叫“少女之家”。顾名思义,这里面住的应该都是年轻的女孩子,事实上,宿舍里最小的16岁,最大的24岁,只有一个住了十年的法兰西丝是例外,但是,她平日收拾得很漂亮,人也乐观和气,脸色红润,所以看起来仍然很年轻。
只有一个同伴与我们完全不一样。
其实,假如置身在外面的人群里的话,她一点也不古怪,不过是个白头发的瘦老太太罢了,然而,在我们这些女孩子中间,她的面貌与举止就非常令人不舒服了。
胡凡小姐实在是个很奇怪的同伴。她并不住在宿舍,只是每天来吃三餐饭。她每天七点整一定已经来到饭厅了,穿着灰绿色的大学生式样的长大衣,终年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进门第一件事,便是伸出长而瘦的双手去摸窗边的暖气,一个一个窗户地摸过来,假如暖气开得够大,她就喜笑颜开,否则,她就会一直搓着手,然后到每一桌的前面来抱怨:
“你不觉得冷吗?”
“你不觉得这房间冷得像冰窖吗?”
问你的时候,她那灰色的眼睛就直瞪着你,你如果不马上回答她,她就会一直瞪着你看。要听到你同意的回答以后,她才会离开你。一面很满足的点头,一面开始解开围巾,脱下大衣,扯一下灰色毛衣的下襟,然后仔细地挑选一个她认为最温暖的角落坐下来。
她这一天便差不多都会固定在这个角落上了。我们平日上班上学的时候,她也一个人待在冷清清的餐厅里,面前一杯咖啡。偶尔,门房马格达会过来和她聊上几句,否则,多半的时间,她都是一个人独坐在那里。
她叫得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很关心,也都想参与。我们唱情歌时,她也用沙哑的声音拔高了来跟着我们一起唱;我们买了新衣服时,她比谁都热心地先来批评一番;我们有谁的男朋友来了信或者来了电话时,她也总会头一个大呼小叫地来加入我们。
而青春是一种很冷酷的界限,自觉青春的少女更有着一种很残忍的排他心理。觉得她嗓子太尖,觉得她头发太白,觉得她的话语太无趣,于是,不管我们玩得有多高兴,一发现她的加入时,大家都会无奈地停下来,然后冷漠地离开她。
有一天,我们正在谈论着男朋友和未婚夫之类的话题时,她也在一旁尖着耳朵细听,从刚果来的安妮忽然对她蹦出一句话来:
“胡凡小姐,你有没有未婚夫?”
“有过啊。”她很快地回答。
“别唬人!拿相片来看才信你。”安妮恶作剧似地笑起来。
头一次,胡凡小姐不跟着我们傻笑了,她装作好像没听见似地低头喝咖啡。马格达在门边狠狠地瞪了安妮一眼,我们觉得很无趣,就都站了起来,散了。
学校放暑假,大卫打电话来约我参加他和同学们的郊游,我兴高采烈地去了。我们在比利时东部的山区里消磨了一天。当我正想走上一条很狭窄的山径,单独去寻幽探胜的时候,彼得——大卫的一个比国朋友叫住了我。
那位比国朋友,就是山区里的居民,他告诉我山中多歧路,很容易迷途,尤其是冬天,因为积雪很久都不化,更不易找路。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是风和日丽的夏日正午,阳光从翠绿层叠的高枝上洒下来,森林中有着一层绿玉般的光影,照在每一条曲折的小径上。地上开满了野花,鸟鸣带着怡人的尾音,美丽的森林安详宁静地包围着我们。
我实在不能想象这样美丽的森林还会有另外一副恐怖的面貌、狰狞的威胁,我也不愿想象。
回到宿舍时,已经很晚了。洗了澡换了睡衣,正想回房睡觉,走过法兰西丝的门前时,看见三、四个女孩子正围坐在地板上闲聊。
“怎么还不睡?”
“进来坐,阿蓉。”
“嘿!阿蓉,今天玩得高兴吗?你们到哪里去了?”
法兰西丝一面问我,一面拍拍她身旁的空地。
我先报告了今天的行踪,她们马上就热热闹闹地谈起来了。
“嗨,说个秘密给你们听好吗?”法兰西丝忽然想起了什么来,“是关于胡凡小姐的。”
“好啊!”我们大家都要听,安妮又想到胡凡小姐的古怪模样,于是她站起来,伸出手在墙壁上乱摸,一面摸,一面问我们:
“你们觉得够暖吗?”
“你们不觉这房子冷吗?”
大家都嬉笑了起来,法兰西丝也笑了,招手把安妮叫了回来,然后用暂时的静默和逐渐转变的神色来向我们暗示,她要讲的故事不是个轻松的故事:
“你们别看胡凡小姐现在这个模样,她年轻时可是个出了名的美人哩!她的相片还上过报纸。
“当然,假如不是因为那件事,单只为她长得美,记者是不会特意去报道的,实在是因为那件事情太惨了。
“大概在四十多年前,胡凡小姐19岁的时候,和同村的一个男孩子订了婚。那个男孩子大学毕业,在镇上找到了工作。他们两家住得不远,就在阿蓉今天去过的那个山区里,两家的中间,隔着一片森林,假如天气好,路又熟的话,从这里走到那家不过三、四十分钟的样子。
“他们订婚的那一天,照了很多相片。在几天后的傍晚都冲洗出来了。男孩子从镇上下了班以后,就把这些相片都带回来了,他想马上就把相片拿去给胡凡小姐看。可是,那几天山区正在下雪,天又快黑了,男孩的母亲用那地方的乡下人惯有的顾忌劝阻她的孩子,她认为这不是个可以外出的晚上,尤其是到森林里去。
“可是,你们大概是知道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年轻人去会爱人的心的。男孩子虽然知道山区里曾经发生过很多事情,但是,他自恃身强体壮,又自信对这森林了如指掌,于是就兴冲冲地带着相片去献给爱人去了。
“他进了那个林子以后,母亲就开始担心了。母亲整夜都无法合眼,天刚亮,就四处央人去帮他找孩子。
“孩子找到了,就在一片枯树林中,一条他们平时最少走的路。怀中的相片上微笑的情侣再也无法相见了,相片却被记者拿去登在报上,赚了很多读者的眼泪。
“胡凡小姐就出了名了。后来,她一个人离开了家,到布鲁塞尔来做事。她没读过什么书,只能在工厂里做工,或者在商店里做店员。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安丝玉小姐,就搬到我们这个宿舍来住了。可是,她几年后就离开宿舍,听说是去法国投靠她姐姐,二十年来没有一点音信。
“有一天,她又回到宿舍来了,她变得很苍老,也没有职业,靠社会福利金过活。安丝玉小姐替她在附近找了个房子,每天三餐叫她回来吃。就这样又过了十几年。”
法兰西丝说完了她的故事,我们都呆了,房间里很安静,伊素特,一个平日待人很好的比国女孩子轻声地开口说话:
“我去过她家。有一次,她病了,好几天没来吃饭,我打听了地址去看她,她的房里光秃秃的,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她好像很生气,不喜欢我去看她,一句话也不和我说,我只好赶快走掉。
“后来,安丝玉小姐去看她,大概给她请了医生。过了几天,她又回宿舍吃饭了,好像忘了跟我发过脾气,又对我有说有笑了。”
胡凡小姐的爱情故事,不正是我最爱看的那一种吗?有着永恒的美感的悲剧!假如搬上银幕,最后的镜头应该是一片白茫茫的森林,女主角孤单落寞的背影越走越远,美丽的长发随风飘起,悲怆的音乐紧扣住观众的心弦,剧终的字幕从下方慢慢升起,女主角一直往前走,没有再回过头来。可是,我看到的剧终,却完全不一样了。这样的剧终,虽然是真实的,却很难令人欣赏:一个古怪的白发老妇人,走在喧嚣狭窄的街市上,在她光秃秃的屋里,只有一张床。
自此以后,在胡凡小姐的面前,我再也不唱那首我一直很爱唱的法文歌了:
爱的欢乐,
只出现了一会儿,
爱的痛苦与悲哀啊,
却持续了整整的一生。
原创精品
一个古老村庄消失的前夜
李汉荣
鸡鸣、炊烟、荷塘、稻香、小院桃花、梁上燕窝、绕村而过的溪流、稻草垛里的迷藏……世世代代,村庄给了人们刻骨铭心的乡风、乡俗、乡恋、乡情、乡愁。
如今,多少个古老村庄,转眼间就消失了。谁知道她“作古”时的心情?
据估计,三十年来,在城市化中消失的村庄达四十多万个。
谨以此文纪念那些消失的村庄。
一
这个古老村庄就要消失了。城市像驾着坦克、装甲车的冲锋军团,一路炮声隆隆,烟尘滚滚;一路占山霸水,毁田掠地;一路捣毁村庄,沦陷乡土;一路铲除绿色,铺张水泥。城市,眼看着扑过来了。
推土机、搅拌机、碎石机、灌浆机、起重机、切割机、升降机、电焊机……武装到牙齿的机械化作战部队开了过来。
村庄已被团团包围。村庄一片惊慌。古老的村庄没有任何防御体系,要说有什么防御,也就是家家门前菜园用竹子、柴薪、葛藤、牵牛花、丝瓜藤、葫芦蔓搭起的篱笆,这样温柔的“防御体系”,也就挡个鸡呀、鹅呀,甚至鸡鹅也是挡不住的,本来也没用心真挡,挡啥呢,不就叨几口绿叶子吗?这些篱笆,这些防御体系,说白了也就是个柔软的装饰,鸟儿们就常常在上面歇息、跳跃,梳理羽毛,叽叽喳喳说着原野见闻,说着远山近水。从古到今,村庄都有这样的篱笆,“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唐朝的杜甫也是在这样的篱笆前招待客人,招待诗。
推土机、挖掘机、搅拌机、粉碎机、灌浆机、起重机、升降机、切割机……武装到牙齿的机械化作战部队开了过来。
村庄的篱笆,这温柔的防御体系,这诗一样的美好设施,怎么可能阻挡那机械的扫荡呢?
二
王婶、二叔、张爷、春娃他妈……连夜到村头老井挑水,这是最后一次打水了,孩儿最后一次吃母亲的奶,就是这种难分难舍的心情吧,以后,再不会有这样温暖的怀抱,再不会有这样亲切的乳汁了。
井台上,人们心情黯然,都不说话,是的,诀别是伤感的,怎么会有兴高采烈的诀别呢?是的,这是另一种离乡背井,岂止如此,以后,是再没了乡,永失了井啊。
此时的人们都不说话。往日的井台,是村庄最温情、最有意思的地方。挑水的人们,在井台上相遇,就要停下来,说家长里短,说庄稼天气,顺便说说家里三餐口味和天下局势;年轻后生遇到老年人,就帮助把井水提上来,后生走远了,走了几十年那么远了,仍感到背上落满老人感激的目光。
村庄里,人们的眼神,是这井水给的,清亮里漾着善良;人们的口音,是这井水给的,柔软里带着清脆;连脾气和心性也是这井水给的,格局不大,但并不局促,底蕴却是细腻深沉;水波不兴,但清澈如镜,胸襟能容纳天光地气。从村庄里进出的人,血脉里都循环着一股清水,浇灌着深深浅浅的日子。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是村庄做人的伦理;厚道和本分,是村庄里对人品的最高评价。其实,你若要分析住在这里和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的性情和品德,分析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口清流不断的深井。
过些年总要淘一次井,淘井,就是给井洗澡沐身,井底、井壁、井口、井台,来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维修。淘井,这是村庄的盛大节日,大人喜悦,孩子欢笑,连村庄的狗受了感染也跟着人们四处撒欢,瞎起哄。淤泥、瓦片捞上来了,云娃妈的发卡、喜娃婆的手镯、李三叔的旱烟锅捞上来了,井台上一阵笑声和惊呼,有人就说:这井可是个好管家啊,贵重的物件、小孩偷偷扔下去的瓦片,它都好好保管着;接着,又捞出清朝的几枚铜钱、民国的几个银元,那是先人挑水时不小心从衣兜里掉下去的,以往淘井没淘到底遗留下来,人们就想象那弯腰提水的古人长什么样子,想象他当时怅然的心情,就感叹,这井还是个收藏家,收藏着时间的遗物;井壁上砌着唐朝的砖,宋朝的石头,明朝又加进一些片石,井沿上抹着当代的水泥,啊,这井,浑身上下都是历史,它是一个历史学家,不,它就是历史。老老少少的人们,就感到了一种久远、幽深的东西,对井水,对生活,又增加了一份敬意……
今夜,此时,人们挑水,但没人说话。井台上,月光安静均匀地铺着碎银;井里,那轮祖先留下的月亮,笑眯眯地望着天上的另一个自己,但他并不惊讶自己水里的身世,井一直把他抱在怀里养啊养啊,几千年都保持着白净和雍容,他等待着那熟悉的身影,他等待着出水的时刻,他等待着那荡漾着又复静止的感觉。
天真的月亮不知道,今夜,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清水里亮相,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村庄约会,明天,村庄将被机械捣毁,水井将被水泥封死,照了千年的镜子,从此永失;村庄连同她收养了千年的月亮,从此死去。
三
绕村而过的小溪,此时还哼着一首古老民谣,转弯的时候就换个曲儿,换些词儿,这样唱了多少年月,村庄的各种心情都有了对应的调儿;有时不声不响,那是它在平缓地段回忆起什么,而此时此刻,单纯的溪水并不知道,溪边的人家忆想起多少往事,并陷入好景不再好梦不长的惆怅伤感之中。
往年往月往日,溪水都一路唱着,从竹林里穿过去,从桃花树下飘过去,从大柳树旁绕过去,亮晶晶的手里,就捧几枚竹叶,带几片桃花,牵几缕柳絮,送给前面戏水的孩子,送给那位洗衣的大嫂,送给村东头爱坐在溪边歇凉的王家大伯。
溪上的小木桥,是一根柳木横放在流水之上,水波儿唤醒了它的灵性,水花儿撩拨着它的春梦,一觉醒来,柳木发了绿芽,一根柳木竟抽出数十根柳条。村庄的孩子,一睁开眼睛打量,就认识了一种躺着也在生长的树,而老去的人们,从一根木头的来生,看到了死与生的意味,对迟早要来的“那一天”有了别样的理解,并因此不再恐惧,而有了些许慰藉。柳木桥,因此成为村庄的一个有趣地名,也成为出门在外人们心里一缕总在发芽、返青的记忆。
二叔,张妈,小翠……许多人并不相约,各自默默来到溪边,默默地再过一回柳木桥,过去了又过来,在柳木桥上一寸寸走着,生怕几步走完;久久站在桥上,久久地,站在一段柔韧的记忆上,桥下面温情的流水,流走了多少日子,也收藏着他们太多的倒影。
以后,不,就在明天,这一直围绕村庄歌唱的溪流,她的歌喉将被猛地扼断,歌声怆然而止。一首古歌顿时成为绝响,永远失传;人们生命中的一泓清水,从此断流.....
四
大哥悄悄走进屋后的竹林,一个人站了许久,月光从竹叶缝隙洒下来,在他的身上写着一个个“竹”字,在竹子面前写竹字,每个字都形全而神真。平时,大哥是喜欢在劳作之余写几笔毛笔字的,这给辛苦的生活带来了几许乐趣,写字时桌子就放在后门外的竹林边。此时,月光全神贯注临摹满眼的“竹”字,微风拂叶,竹林里外一片竹影竹声竹韵。大哥小时候喜欢吹笛子,最初的几支笛子就是用竹林里的竹子自己仿作的,自产自用,自吹自赏,在笛声里度过了短笛无腔信口吹的童年。他的情感世界和美感世界,笼罩着竹影竹韵,竹林构成了他内心里最葱茏的部分,明天,就再没有这片竹林了,今夜,他要和竹子们在一起呆一会儿,最后一次陪陪竹林,最后一次感受这竹影竹声竹韵,最后一次感受竹的意境。以后,就再没有这竹林了……
五
小菊记得很清楚,门前三棵桃树,大些的那棵是结婚前就有的,与他谈恋爱的那些日子,就经常到树下站一会儿,说些热乎乎的话,那个春天,桃花开得正浓,风一吹,满地堆红,就如读中学时语文课本里李贺诗写的那样,“桃花乱落如红雨”,他竟感叹起时光匆忙、青春苦短,学生腔里竟盛满了激情和伤感……当他们一脸羞红抬起头来,树上的桃花已被一阵大风全部吹落了,桃树的上空,天蓝得还像公元前那么蓝,而人世的春天正在疾步走远。他们竟一时无语,恍然有了天上一瞬人间千年的幻觉。
那两棵小些的桃树,是嫁过来后他们两个亲手栽的,作为结婚的纪念。后来有孩子了,树看着孩子长大,孩子看着树长高,孩子上学了,一次次与桃树比个子,还把自己的名字和爸妈的名字用裁纸刀刻在三棵树上,刻上去的都是每个人的小名,大的那棵是爸爸树,中等的那棵是妈妈树,小的那棵是娃娃树,是他的树。一家人的小名儿都在树上,有时,他还把一些神秘的符号画在上面,那符号的含义只有他自己懂得,有的庄重,有的迷乱,那不像是随手画上去玩的,可能有着青春时光的特殊内涵和象征。树带着一家人的名字,带着青春的手迹和秘密往高处长。三棵桃树,成了她家门前的风景,也有着心灵的寄托。
她靠在树上,每一棵树她都靠一会儿,她是最后一次和心爱的桃树交换体温和心事......
六
白天已把耕牛卖了,当谈好价钱,牛贩子接过缰绳,牛知道这双陌生的手要把它牵出院坝之外,牵出土地之外,牵出农业之外,牵出青草之外,牛哭了,浑浊的泪眼望着主人,望着老院子。有什么法子呢,牛啊,我也要被城市的铁手牵走啊,再见啦,老王伯看着远去的牛,悄悄哭了。
鸡栏还在,空空的,十几只鸡,公鸡,母鸡,小鸡,黄昏时都处理了,因为,我无法带着田野的露水和村庄的炊烟进城,我无法牵着一头猪进城,我无法在城市为一声牛哞为一片蛙歌为一串鸡鸣申请一个户口,我只能把你们“处理”了。分别前,几只母鸡呱呱呱陆续从麦草窝里跑出来,下了几个蛋,它们不知道这是最后的纪念,是送给我们的最后礼物。几只公鸡准时鸣叫报时,还扇着翅膀伸长脖子想用力叼起下沉的落日。它们不知道,这次报告的,不只是日落的时刻,更是永别的时刻,呀,最后一声田园的鸡叫,最后一次村庄的日落。
夜深了,谁还在村庄老屋前久久徘徊……
《读者》2012年第4期
人 物
人 物
那些最老的老人教我们的事
肖娟 李辉 章小东 王文
百岁老人张充和说:“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不是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担心烦恼都不能解决问题,那就随意吧。”而黄永玉把人生当作万米长跑,如果有人非议,就跑得快一点,把那些声音甩在身后,忘记……这些世纪老人,用生命走出了一条隽永而智慧的历程。聆听他们,让“老”不再面目可憎。
叶曼:生命是一座玫瑰园或是尘世地狱,全在自己。
叶曼这个名字于我最早是在三毛《送你一匹马》中见到,三毛简短提到她和叶曼老师的三次谈话。只言片语但谈吐优雅,睿智。叶曼说一个人,尤其是女人拥有了智慧才能更好驾驭自己的命运与人生。
2007年夏天,叶曼老师应邀在北京佛教居士林维摩讲堂讲授《道德经》与《维摩诘经》,那时候她已经被人称呼叶曼先生、国学大师。每周三、六晚她去居士林讲课,我很荣幸能开车接送,一路护法。
老师从小出生书香门第,国学底子深厚,长大后足迹遍及海内外,学贯中西,精通儒释道三学。她讲课声音悦耳,深入浅出,妙语连珠,口吐莲花,一堂课下来,让你受益终身。原本能容纳300多人的维摩讲堂座无虚席,甚至讲堂外的走廊、院子里都挤满人。课余,常有人会问,老师97岁的高龄,可从她那优雅的举止、清新的书卷气看上去也就60多岁,而且皮肤白皙、干净,精致的脸上连皱纹都很少见到,是否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老师笑着回答,如果真有灵丹,秦始皇也许不会花那么大的代价建造举世闻名的兵马俑。老师的生活习惯很好,从小开始吃素,每顿饭只吃七八分饱就放下碗筷,再好吃的饭菜也绝不过量。她说吃素一为身体干净,二为培养慈悲心,相由心生,一个人若是心灵清净,常怀喜悦,那么其面容也容易变得安详、静雅。
老师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她常说,三日不读书,面目亦可憎,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书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抛弃。老师是家中的长女,庆幸自己的父母亲思想开明,从小就要求她读《四书五经》、《论语》,培养了她爱读书的习惯,如同穿衣吃饭一样,成为一生里必不可少的功课。老师床头总是摆着书,睡觉前读一会。
遇有闲暇时,老师还爱去书店闲逛,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她见了好书,便走不动步了,一定要买回来,她还经常说一本好书包含了作者一辈子的经验及智慧,而我们只需要数小时就能吸收,花几十元就能换来,天底下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了。书买回来后一定要分门别类、整整齐齐放进书柜里,方便阅读时查找。并且要求我们书看完一定要放回原处,若做不到这点,下次恕不借阅。老师说没事时浏览这一排排散发着油墨香气的书籍,仿佛佛陀慈爱的目光注视着自己,能回味起生命时光里点点滴滴的心路历程!
老师除了读书、讲课、静坐之外,还要不时会见慕名而来的客人。对上门来的客人,无论男女老少、来自哪里、做什么工作,老师无一例外地要和颜悦色问他们有什么问题要交流,对佛法的修持是否有问题要探讨。有人常暗示自己的命运不济或时运太差,请教老师如何改变命运?老师是这样回答的:命是我们的本命,运是时运。《了凡四训》里的丁老爷,努力积善行德,三年之中,与夫人一起做了一万件善事,后来不也改变了自己的时运吗?所以“命自我立”!我们完全依靠自己可以转变。生命是一座玫瑰花园抑或是尘世的地狱,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心灵。
黄永玉: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
今年8月8日,农历七月初九,恰好是黄永玉先生88岁的生日。
生日刚过,他如通常一样,又开始了每天的忙碌:上午,在书桌上摊开印有“黄永玉用”的稿纸,竖排,每页五百字,动笔写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小说在《收获》杂志连载两年多,几近五十万字,内容才写到10岁。下午,走进画室挥毫创作,兴致来了,时常连续站几个小时,不喝水,不吃饭,不上厕所。晚上的时间,属于朋友,属于音乐与电视。讲不完的笑话,喟叹不已的故事。老人最爱听的是西方古典音乐,最爱看的是拳击和足球。遇上世界杯、欧洲杯足球决赛,他会如年轻人一样,半夜爬起来,看到天亮。近两年,每到周六、周日晚上,电视节目就锁定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从孟非、乐嘉,到台上走马灯似变换不停的男男女女,他一一点评,如数家珍,甚至插播广告的时间几分几秒,也了然于心,绝不耽误临时换台。朋友走了,他又在床上看书至深夜,从丘吉尔、吴法宪的回忆录,到宋人笔记……
这便是一位年近九旬艺术家的日常生活。精神毫不萎顿,总是用好奇、开放、乐观、热情态度去拥抱生活,拥抱艺术。老人看重的是文化创造带给自己的快乐、带给观者的愉悦。“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谈到人生时,他常爱引用俄罗斯诗人巴尔蒙特的这句诗。追逐太阳,对于他,就是永不停息的艺术创造、挥洒性情,享受阳光下生命的每一次快乐。
88年,经历多少动荡、坎坷。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交替出现在他的命运中。从12岁开始,漂泊、战争、政治运动……即便有过磨难,也没有迷失自己,没有荒废时光,生命花朵开得鲜艳,灿烂。一次,在凤凰乡下一个石磨前,他说道:“小时候,走几十里来看磨。磨经过很多运动,磨圆了,磨光滑了,跟人生的经历一样。看着轮子不停地转呀转,重复不停地转,像历史,生活一样,又像灾难一样,人生的欢乐都包含在内。有时轮子走到你面前,感到它很沉重但又没有危险,从面前滚过去,像一个大时代。”这段话,恰是对他一生的精彩概括。
“人生就是一万米长跑,如果有人非议你,那你就跑得快一点,这样,那些声音就会在你的身后,你就再也听不见了。”
“摔倒了,就赶快爬起来,不要欣赏你砸的那个坑。”很多人欣赏他所说的这两句话。
在黄永玉看来,掌握命运的只能是自己。只要激情尚存,信念尚存,他就不会停止心灵与艺术的对话。对于一个乐观、执著、富有创造性的人来说,不管外界如何变幻形态,如何难以捉摸,永远只能是一种背景,一种陪衬,把握命运的,只能是自己。
张充和:我都快一百岁了,还忌讳什么?
2004年秋,第一次见到张充和先生时,她如实对我说:“小东,以后不要叫我张先生,就叫姨妈,我和你爸爸靳以是非常近的朋友,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从此在这孤独寂寞的异国他乡,我立刻觉得多了分亲情和牵挂。
不久前,刚刚长途跋涉地从中国回到美国东部的家里,还没坐定,电话铃便骤然狂响。预感有些不祥,果然是在西部做研究的儿子不慎在实验室里摔倒,把膝盖骨摔错位,一个人躺在急救室里正骨。我急忙拎起还没来得及打开的行李,又登上联航的飞机,不料狂风暴雨,飞机一时不能起飞。同行者无不恼火,而我坐在拥挤的舱位当中就好像如坐针毡。习惯性地摸出手机,按响了充和姨妈的电话。这时候,正是傍晚6:40分。
可以听到电话铃在另一头不紧不慢地响起,我知道要等铃声响到第六下时,才可以听见姨妈的声音,这是因为充和姨妈是位99岁的老人,她总会自己一步一步走过去接电话。当听到姨妈用平静和蔼的声音招呼我:“小东啊,有事吗?为什么喘吁吁的样子?”顿时,所有委屈、疲劳和焦燥都在充和姨妈关爱当中离我远去,我定了定神回答:“有些郁闷,想听听您讲话……”
“哦,我刚好在吃晚饭……”
“那我一会儿再打吧。”
“别,别,我只有最后两口啦,你已经打过来了,我们就随意讲讲话吧。想知道我在吃什么吗?一盘大虾,一盘火腿,还有一盘豆角,两荤一素。”
我吓了一跳,虾好像是高胆固醇食品,美国火腿的合盐量也特别高,绝不属于健康食品,想到姨妈一向患有高血压,便小心翼翼地说:“有一点不太健康,吃鱼比较好……”
姨妈在电话那头笑起来:“小东,我都快一百岁了,还忌讳什么?我现在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一切随意。其实我一向注重随意,无论吃饭还是睡觉。我从来也不会规定时间去睡觉,睡得着就睡,睡不着就起来读读书,写写字。读书写字也是随意,想读的时候就读,想写的时候就写。在生活当中,常常刻意想得到的东西怎么也得不到,而顺其自然在随意当中什么都有了。”
充和姨妈出生于1913年,风风雨雨近百年,一次又一次的战乱逃难当中走出来,个中痛苦不是用“随意”两个字可以包含的。我问:“您不觉得苦吗?这一辈子最苦最难是什么?”“没有,苦也是这么过,难也是这么过,生活不就是那么一回事情吗?终是要过去的。”
我忍不住又问:“当年汉斯离开的时候,您是怎么熬过来的?”“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夫妇两人总有一个要先走。他先走了,就是说要让我来送他,然后我便一个人继续我的路。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不是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担心烦恼都不能解决问题,那就随意吧。”
充和姨妈听我一时语塞,便扯开话题说:“对了,锻炼身体也是随意的,每日上午和下午随意在房间里走走路,差不多要走六百步,一直到现在,我也还可以独立行走呢!”此外,姨妈每天早晨必练写毛笔字l~2个小时。练字是她修身养性、净化心灵、运气提神的过程。虽然现在有些力不从心,但仍是必不可少的。
记得在她70寿诞时书写的一副对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不就是充和姨妈随意的人生哲学最真实的写照吗?
杨绛: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1997年钱媛去世,1998年钱钟书去世,可是杨绛当着外人一滴眼泪都没有,即使是最近的亲人也看不到。枯瘦的杨绛身体并不好,有阵子她只能扶着墙壁走路,虽然没有在人前落泪,可是到晚上还是要吃安眠药度日。安眠药只能按处方购买,限制厉害,她吃的量大,亲戚们帮她去要药。这分苦楚,只有身边亲近的人才能了解,可是又无计可施。
杨绛在文章中说“我们家”已经成了人生旅途的客栈,“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她是个非常爱孩子的人,亲戚去看她都带着孙子孙女同往,她特别高兴,说她们把福气带给她了。
杨绛让亲戚们不要担心,她说自己“要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所以会留在人世间,不会“逃跑”。她的办法,就是一头把自己扎进书里,忘掉自己。她读了些古圣哲的书,最后选择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篇》,反复读了很多遍,最后决意翻译这篇对话。苏格拉底相信灵魂不灭,坚持自己的信念,因信念而选择死亡,杨绛想借翻译自己不认识的希腊文,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平素大家敬重她的为人,不仅仅因为她的学识和名声,更多还是她人格的魅力。临近百岁,家人带孙女去看她,带去蛋糕,家人特别想孩子们能从老奶奶身上学到东西。杨绛并不像位百岁老人,特别会说话,有趣,口齿清晰,她把孩子们送的生日小帽戴在头上照相,做八段锦给他们看,说自己身体很好,前些年还带着亲戚送的计步器在院子里走路。现在不能下楼了,她也会在屋子里锻炼,这种习惯她维持了多年。不过在她看来,身体只是工具,维持她自己的脑力活动能顺利进行。
每次看望前,亲戚和熟人都预先给保姆说好。不能去太早,因为杨先生要梳妆打扮。杨绛穿的衣服全是半新不旧的,可是特别有派,百岁老人还有她自己的气度。这种韧劲,在了解她的人看来,不是晚年养成的,而是天生的。
更早时期认识杨绛的外文所朱虹最为佩服杨先生,就说她“在什么情况下都保有尊严感的气派,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朱虹用“漂亮”来形容,“她的那种漂亮,不光是外表,是整个诗书气蕴的外在显示”。“就是在干校阶段,她始终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见到我们,拿把糖过来,让我们补身体;不管多脏多累,始终不像我们,拿着脏手就抓馒头,她天生有种大家气派——一百岁了还这样。”
在钱钟书逝世后,杨先生所做的一大工作,就是整理钱先生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中外文笔记,除了厚重的“容安堂馆札记”,现在马上要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也是她整理的结果。
不过这些外在的赞美,或者感叹,都和杨绛的世界没有多大关系了。她说: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名人轶事
巴斯德轶事
夏殷棕
一百年前,在法国,一位大学生登上了一列火车,邻座是个看上去像农民的老人,老人手执念珠,嘴里念念有词。
“先生,你还相信这些过时的东西?”学生问。
“是的,我相信。你不信吗?”老人回答。
学生笑了笑:“我不相信这些愚昧的事情。听听我的建议,把你的念珠扔掉,了解了解科学对此的解释。”
“科学?我不懂这个科学,兴许你能给我解释解释。”老人说。
学生说:“这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请留下你的地址,我会寄给你一些书籍,你自己看吧。”
老人从内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学生接过一看,脸一下子就红了,低头不语。名片上写着:路易斯·巴斯德巴黎科学研究院院长。
学生遇到的是法国世界一流的化学家和细菌学家。
回 忆
最香的蛋炒饭
阎连科
深秋的时候,我在豫东开封部队军队机关的家属院正走着,忽然有人告诉我,说我家里来人了,在我家门口等着我。
我慌忙地赶回家里去,看见大伯疲惫地坐在我家门口一棵冬青树下的水泥台子上。于是,我紧走几步,到了大伯面前后,却又猛地停下脚,吃惊地叫了一声:“大伯。”
大伯没应声,只是扭头对我苦笑了一下子。
我说:“你怎么来了?”
大伯仍然没说话,只是很无奈地望着我。
慌忙开门把大伯让进屋子里,让他坐在沙发上,依着我老家的习惯,没有立马给大伯倒水喝,也没有像迎接别的客人那样,给大伯泡一杯茶叶水。我的老家不产茶,所有的人都没有喝茶的习惯和奢侈。我以最快的动作,打开煤气灶,去给大伯煮了几个荷包蛋。将荷包蛋端在我大伯面前时,大伯望着我,以极平静的语气对我说:
“连科,你妹妹连云不在了,在灵宝县出了车祸啦。”
我愕然。脑子“轰”一下,呆在了我家那间十几平米的客厅里,望着我大伯,不知为何,我突然想在大伯面前跪下来,想要扑在大伯怀里呜呜呜地哭一场。
那时候,我木在那儿没有动,许久没说一句话,泪像雨一样挂在脸上,似乎屋子里到处都充满了嗡嗡嗡的响。
大伯看我不说话,看我泪流满面,就有意地在脸上挂着把事情看轻看淡、风吹云散的笑。然而,他让我看到的笑,在他脸上却依然是掩饰不住的苦笑和凄凉。
大伯笑着说:“你妹妹连云不在了,我在家里闷得很,想到你这儿走一走。”
然后他端起那碗荷包蛋,没有吃,只是端在手里说:“连云都走了很长时间啦,你不用伤心,这都是她的命。是她的命让她这么小就离开我们的。”
接着过一会,大伯又补充着刚才的话:“也许走了好,其实人活着也是活受罪。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罪。”说到这儿时,忍不住悲痛的大伯也哭了,泪就掉在我给他煮的那碗金黄白亮的荷包蛋碗里,像不间断的房檐滴水砸在凡俗世界的水面上。
我给大伯递了擦泪的湿毛巾,对大伯说了句东不搭西的话:“天快黑了,大伯,你想吃些啥?”
大伯擦了泪,回我说:“随便吃些吧。”
刚好那天我妻子带着孩子回她娘家了,只有我在家。我是一个不会做饭的人,妻子不在家,我一般都是只吃方便面。
我当然不能让大伯吃我做的方便面。于是,打开冰箱,看有妻子提前给我准备的蒸米饭,我就给大伯炒了鸡蛋米饭,做了所谓的榨菜、肉丝、香菜三鲜汤。把炒米饭和汤端给大伯时,我心里有着一份内疚感,觉得应该带大伯到市里好好吃些啥。可那时天黑了,我和大伯都两眼湿红,也怕走在军营让人看到我们的哭相,也就只好那样凑合着吃了一顿饭。
到晚上,妻和儿子没回来,我和大伯在家,把话说到深夜才睡觉。主要是大伯说,我坐在那儿听。听他说他们弟兄间的事。说我们姊妹兄弟间的事。说他的父辈、我的爷爷弟兄间的事。到今天,我已经忆不起大伯给我说了那么多的话,中心提要是什么。但我却记得,大伯说得很流畅,像是把大半生郁积在心里的话全都给我说了。
直到深夜我们才睡觉。
第二天,大伯起床晚。在他醒来时,我已经去街上给他买了豆浆、油条,并去找领导请了一天假,计划带我大伯到古都开封市里好好看一看。可大伯吃了早饭后,却忽然又要回家去,说他前年到开封看过了。说他不爱到城市转转看看的。说他这次到开封,就是想找我好好说说话。说昨夜儿说了一夜话,现在他心里轻松得多,也开阔得多。
大伯说他已经有两年心里没有那么轻松顺意了。说他心里轻松了,就想回家了,而且是一说回家就恨不得立刻坐到回家的火车或长途汽车上。
我只好让大伯回家去。
我慌忙着给大伯买了些水果、衣物让大伯带回去。想到大伯大半生的,冬天都没穿过太暖脚的靴,便又把一个专管军被仓库的朋友找出来,到那仓库请领导签字批条子,买了一双带羊毛的军用大棉靴,并给了大伯七八十元的零用钱,便到车站去买票送我大伯了。可把大伯送到长途汽车站里分手时,没想到大伯给我说了句直到今天想来都让我备感温暖而又心酸的话。大伯临走时,笑着对我说,我昨晚给他炒的鸡蛋米饭很好吃,特别香,说他一辈子没吃过那么香的饭。说下次他再来开封了,什么都不吃,还吃我炒的那种蛋炒饭。
书祭
舒婷
以“兄弟藏书”著称的申先生,是个神秘的传奇人物。
“文革”期间,红卫兵从他家抄出6大麻袋禁书付之一炬,他蹲在一边,主动拿根拨火棍,仔细把每一页纸片烧得干干净净,像闽南妇女烧冥纸那样虔诚认真。风闻事发之前,他已将部分珍品转移疏散,他自然矢口否认。
被饥荒逼急的我,说服一位熟人引见。
穿过几条短街僻巷,推开两扇剥蚀的镶铜椴木大门,进入半荒废的砖坪大院,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天空的宽银幕下是奔流翻滚的波涛,一只白鹭像滑翔机似的,优雅地掠过海面,敛翅收足,伶仃立在一座别墅楼的屋角。
应声从半坍的小红楼里,走出一名矮小干瘦的男人。浓簇的长眉,乌漆的眼,牙根和指尖焦黄油黑,烟熏茶浸的道行很深了。当时他还不到50岁,在我看来已经很老了,更甚于我的父亲。
在他尚称完整的底层卧室里,环壁都是书橱,陈列的却是形态各异的茶壶,从拇指般玲珑到椰壳般粗拙。一张老式的湘妃榻,靠内半榻是书,是建国以后新版的古典历史书籍。留下窄窄一条卧位,铺一单旧毡。
探究地注视:你想要什么书?
能够的话,最好把托尔斯泰读完。《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轻轻一笑:都看过几遍了,我想要《哈泽·姆拉特》。
明天来拿。
我目瞪口呆,没想到手续如此简单,比到居委会打一张外出证明更顺利。他却衔着烟卷张罗泡茶。我已得老父多年训练,拿起小小紫砂杯,不过浅浅抿了一口,舌尖立刻被酽得麻木半天,犹如蛇毒一般。
次日我拿到的不是一本书,而是整包书。在他从衣柜深处拖出的旧报纸扎紧的书堆里,除了托翁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和《哈泽?姆拉特》外,还有波德莱尔的《恶之华掇英》和《洛尔迦诗选》。
部分书已蛀坏,布满黄色水渍。南方的潮湿与地窖的阴暗,正同谋于红卫兵未竟事业。凡有缺损的地方,均用薄绵纸粘好,蝇头小楷一笔一划地补齐。我小心翼翼翻动这些脆弱的纸页,生怕大一点的风把它们分崩离析成蝶翅。
夜来香在窗下艳闻四播,一夜又一夜,我在不同的人生恣情泅渡,一层层蜕壳。有时遍体生凉,有时五腑俱焚,有时竟伏案痛哭。
正看得入港,朋友叩门,慌忙把书往抽屉一塞。与人敷衍双目无神,语焉不详,人以为热恋之中。有时家人喊去吃饭,书摊于桌上,朋友来了,照例推门就进,见桌上有好书,坐下就读。我饭后回房,跌足不及,又扳他不动,只好另取一本,斜倚床头,各自为政。惟书页翻动,有如蚕食之沙沙声。
久而久之,是朋友死皮赖脸加情真词切,想自己也曾为书丢魂失魄,遂网开一面。再三叮嘱:不许转借,不许外泄,不许损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继而更加变本加厉,居然把朋友书出借,虽然不是有求必应,起码也算和颜悦色。
试探着邀他周末和我们共去郊外野餐。不料他竟一口答应。
我们在万石岩水库的巨石上看书,折枯枝生火,舀石下清泉,泡他带来的“一枝春”。他主动赦免,将浓汁降低为茶汤。我卤的猪耳朵,朋友带的月饼水果,介于他的白酒和我们的啤酒之间,能被我们共同接受的是长城干白葡萄。于是皆大欢喜。我们知道了他在一家早年垄断本城而今闻名于东南亚的《星岛日报》主编副刊。解放后一直失业,也曾拉过板车当短期的搬运工人,因体力不支,最终放弃了思想改造。凭海外老父定期接济,老父去世后是舅舅接替,每月定时侨汇100元,日常生活由姐姐照料,幸亏外甥个个恭顺体贴,如此等等。
秋天的阳光干燥铿锵,疏疏落落从相思树枝叶筛下,即兴挪动。他紧蹙一起的五官,时而沧桑萧瑟,时而冷酷阴郁;时而弓腰舔爪,如一只伺机而动的黑豹。
我们不知疲倦地唱歌,从《苏武牧羊》到《红河谷》,又随心所欲跳到《共产主义接班人》。凡是我们会的他几乎全会,他所提到的很多歌曲我们面面相觑,那个时代,像《教我如何不想他》这种歌曲,简直有干民族存亡之大计。他绝对不让自己的声音落单,藏首匿尾,只在我们中间搅和。那天大家一无例外地在脸上晒出了日斑,嗓子全嘶哑了。有位叫阿西的朋友三分醉意地感慨:“独身生活多惬意,就像申老师!”
“下山。”申老师面无表情。下山之后,朋友们在岔路分手,一个一个消失在单调的家门后,我和申老师同船坐渡轮。
月色过分严肃,那么精雕细琢的夜景,让人连心事也凹凸出来了。
他吸了一口气,忽然对我急促地说:“别信他的话,没有人自愿过独身生活。那是个多么无助多么孤寂的地狱呵!”
我眨眨眼睛,许久才回过神来,原来他一直记着阿西那句无心的感慨。又过了那么多年,我才真正体会到他的伤痛,可是他已像蚌壳一样,紧紧合上了那道血缝。
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和一只纤手有关吗?永远了他的自我放逐。
每逢星期六,他都要过海到一位老朋友家吃晚饭,喝几杯,这是他惟一的社会活动。偶尔在晚归的渡轮上遇见他,我会邀他到我临街的房间里喝杯咖啡。有时碰到父亲,父亲感激他在学问造诣上对女儿的济贫,搬出海外寄来的丹麦饼干、瑞士糖待客。不知是嫌俗礼太多,他又是不善虚应故事的人;还是老单身汉的警觉与崖岸自高,令他敛步。再邀请他,总是双手直摆,落荒而逃似的。
再有来家,也是白天,决不闲坐。给我一本手抄书目,逐栏以作者、国籍、译者、出版部门、出版年月分门别类。正色告我,这是一个大学中文本科生必修课目。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初中毕业生嘻嘻一笑,提起红笔一一勾去:“这些我都已读完。”居然忘记其中有些书正是来自他冒险抢救出来的秘藏。书目上惟有一本书《九十九朵番瓜花》,至今没能读到。
唉,我还是没有修完大学中文课程。
我那时太年轻、太任性,丝毫没有注意到他脸色的阴晴变化。只记得不久后,有亲戚朋友从海外带进台湾版、香港版的《美国当代诗选》、《英国当代诗选》,我总是在第一时间里和他分享。等他将书还回来时,多了一个硬壳笔记本,他把它们全抄下来了,我保存着他手抄的诗集,有米列的,有普拉斯的,字迹一丝不苟,有如他本人。
想到一向懒散的他,如何置热茶冷于壶,任烟卷灭于指间,为了赶在朋友限定的时间里,留给我一份反复咀嚼的精神食粮,我就心如刀割。
我工作的那家小厂就在他住的附近。每逢停电断水、检修或原料接不上那些短时间的空闲,我就从车间边门一溜烟顺小路去他家。他屋里总有两三个记不清面孔叫不出名字的年轻人,与书无缘,他们抽很凶的永定土烟叶,啜酱油似的酽茶,操最简单的字眼,这是个男性世界,我冒冒失失闯入,一定使他们尴尬,我自己浑然不觉,笔直走向那张惟一的已让出来的破红木太师椅,坐下就看书。他们并排挪到湘妃榻,继续抽烟。
我的小城本就封建闭塞,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尤为滴水不漏。一个年轻女子独自出入老单身汉家中,无异惊世骇俗之举。凭直觉我想他对我的我行我素持一种欣赏姑息的旁观态度,因此更加肆无忌惮,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是什么时候他的书库突然对我全面封锁,是我调到省城当那个劳什子专业作家之后么?还是我那些青年朋友,日久生怠,纪律松懈,没有及时还书,且有转借的蛛丝马迹。更糟的是有几个朋友已背弃文学小打小闹先小富起来,然后大红大发直追大款。难道这些都该由我负责吗?
忽然每个人都忙起来,除了他。
大年初一,我邀不到合适的朋友同往,独自去拜年。小楼更加破败,楼上已不能住人,但这片地产已像金矿一样露了头。闲坐的面孔换了新人,还是叫不出名字。书橱得以名正言顺,多是新书。我只敢远远瞄一眼,不敢逡巡,以免彼此为难。他依然卷烟丝,泡茶燎伤我的口腔粘膜,话极少,似乎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无缘由的疏远命定地落在我们中间,稀薄然而沉重。我和他不无悲哀地盯着这层撩不开的帷幕,很默契地退后。
他曾经说过:做朋友也是讲缘分的,有季节性的,谁也勉强不来。
1994年,在热带风暴来临之前的夏夜里,有人沿着小巷来我家,一路气急败坏地哑声大呼:“申老师在郊镇住院,请你明天去看他。”
深知非到迫不得已,他决不会请人叫我去。次日我偕丈夫在烈日的炙烤下,找到他栖身的那家小医院。
他充满歉意地解释说,取消我的借书资格是因为出版已经开禁,应当刺激我们为自己买书。仿佛不说明这点,他不能心安。我再三解释我从未介意过还深为感激,因为他的断粮措施,我发奋购了数千册书等等。
将近20年过去,他的头发当已斑白,脸上必有皱纹累累。然而无论我多么努力,我仍不能忆起那天他的面容他的声音,在告别的对视中,我和他说了什么话。或许,根本就没说过话?
却记得怔忡之间,由于丈夫的提醒,我取出我刚出版的一本诗集和一本散文集,轻轻放在他的枕边。
我们走后刚过午,他大咯血,无语而去了。
风暴接踵而至。送他上山那天大雨倾盆。
《读者》2012年第4期
社 会
杂谈随感
藏者
贾平凹
我有一个朋友,是外地人。一个月两个月就来一次电话。我问你在哪儿,他说在你家楼下,你有空没空?不速而至,偏偏有礼貌,我不见他也没了办法。
他的脸长,颧骨高,原本是强项角色,却一身的橡皮,你夸他,损他,甚至骂他,他都是笑。这样的好脾气像清澈见底的湖水,你一走进去,它就把你淹了。
我的缺点是太爱喝茶,每年春天,清明未到,他就把茶送来,大致五斤至十斤。给他钱,他是不收的,只要字,一斤茶一个字,而且是单纸上写单字。我把这些茶装在专门的冰箱里,招待天南海北的客人,没有不称道的。这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不是给他写的字少了?
到了冬天,他就穿着那件宽大的皮夹克来了,皮夹克总是拉着拉链。从里边掏出一张拓片给我显摆。我要的时候,他偏不给,我已经不要了,他却说送你吧,还有同样的一张。你在上边题个款吧。我题过了,他又从皮夹克里掏出一张,比前一张更好,我便写一幅字要换,才换了,他又从皮夹克里掏出一张。我突然把他抱住,拉开了拉链,里边竟还有三四张,一张比一张精彩。接下来倒是我写好字去央求他了。整个一晌,我愉快地和他争闹,待他走了,就大觉后悔,我的字是很能变做钱的,却成了一头牛,被他一小勺一小勺巧妙地吃了。
有一日与一帮书画家闲聊,说起了他,大家竟与他熟,都如此的被他打劫了许多书画,骂道:这贼东西!却又说:他几时来啊,有一月半不见了!
我去过他家一次,要瞧瞧他一共收藏了多少古董字画,但他家里仅有可怜的几张。问他是不是做字画买卖,他老婆抱怨不停:他若能存一万元,我就烧高香了!他就是千辛万苦地采买茶叶和收集本地一些碑刻与画像拓片,到西安的书画家那里嘻嘻哈哈地换取书画,又慷慷慨慨地分送给另一些朋友、同志。他生活需要钱却不为钱所累,他酷爱字画亦不做字画之奴,他是真正的字画爱好者和收藏者。真正的爱好者和收藏者不把所爱之物和藏品藏于家中而藏于眼中,凡是收藏文物古董的其实都是被文物古董所收藏。人活着最大的目的是为了死。而最大的人生意义却在生到死的过程。朋友被朋友们骂着又爱着,是因为这个朋友的真诚和有趣。
生活的魅力:一团乱麻
于坚
去宋庄看方力钧的画,车间般巨大的画室里全是大亮蛋(光头)。他为什么不画头发呢?头发难画,每一根都是细节,直的卷的、粗的细的、长的短的、白的黑的……光头嘛,就是一个梨子似的圆,相对容易。方力钧自有寓意。
生活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团乱麻。
与西方祛魅后的契约社会不同,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是一团“道法自然”的乱麻史。中国讲情理,情先理后,讲心安理得,心先理后。麻状,无违天地国亲师,怎么过都行,重要的是“活泼泼地”(王阳明语)。不是住院部般的死寂、整饬。今日中国依然活泼泼的地方在乡村,城市基本上给城管搞得没有多少趣味了。因为城管不认为“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一种最人性的生活方式,他们想象中的宜居城市和住院部差不多。今日中国城市,除了开车购物、开车上班,还有多少令人生活泼泼的功能呢?
中国不是西方那种逻辑社会,非理性的诗性很强大,实践理性也很强大。一阴一阳,有无相生,生生之谓易,以中为度,是为中国。传统中国的日常生活世界是一双在“道法自然”的哲学中生长了五千年的大脚,生活世界总是曲里拐弯,充满细节、血肉、一团团乱麻。天人合一,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剪不断,理还乱,这正是中国生活的魅力所在。鸦片战争时代的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方面也许很落后,但在诗歌、艺术、建筑、饮食、古玩、园林等更辽阔的生活世界方面则未必。例如,在是否适于人居上,与摩天大楼相比,苏州园林、四合院不是落后,而是宜居;与以购物为惟一目的的超级市场比较,庙会、集市、卖花姑娘不是混乱,而是顺乎人情,巩固亲和,抵抗人生之孤独,预防铤而走险。
人类社会,要有秩序,天地国亲师,是必须的。道理固然要理麻,但也不是剃个光头那么简单。西方社会,契约化的人际关系,固然钱粮两清,却也冰冷无情。一定要用美国、新加坡等地的生活模式来摧毁中国传统的生活世界,将中国经验判决为脏乱差而一刀切断,结果只会更糟糕。
美国、新加坡的建筑格局,适合该地的生活经验。比如美国辽阔,适合发展汽车工业;新加坡逼仄,适合盖高楼,人少,适合罚款。我最近去了趟印度,以中国的标准,印度就是个巨大的城中村,但并不见得人家就活得惨兮兮的。印度,一边打手机,无线电穿过宇宙的边缘去谈生意,一边为湿婆大神进香。印度用加法,诸神都显着灵,奔驰、高速公路也欣欣向荣。
生活世界最忌讳的就是一刀切。现在,削足适履已经成了行政的家常便饭。一刀切省事,因地制宜比较麻烦。生活世界如果不像麻一样地繁,那还是世界吗?整齐划一,一刀切成方阵的那是军营,是士兵的生活,不是百姓的生活。以军事化的思维来管理生活世界,已经成了许多行政部门的传统。一刀切只是纸上的一个文件,量化、百分之多少、一律、坚决。但一刀切下去的地方,永远不会像刀口预想的那样就是蛋糕,这一刀下去,伸的伸、缩的缩,断的断、碎的碎,皮开肉绽,总是有无数生命在刀下惨叫。
这种一刀切的传统很可怕,反右时,规定每个单位的右派要占5%,那些单位一个右派也没发现,也要抓出5%。我有个朋友,开了家小书店。绿化城市,规定必须完成X平方米。书店位于两个建筑物之间,走三步就到头的一点空间,七八平米,也要拆掉绿化。绿化自然是好事情,但什么地方该绿什么地方不该绿,却不因地制宜,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是留下一个很有品味的小书店,还是不伦不类地只是为了敷衍指标而一刀切下去好呢?书店与绿化,难道不能共存?决不考虑。为了绿化,把街道上的小吃店、杂货铺、单车棚、报刊亭……一律拆掉。最可恶的是,为了达到指标,树就种在人家门前,让你出门都要绕着绿化走,因为不如此就完成不了百分之X的绿化面积,因为检查团只看得见街面。化是化成了,生活世界也完蛋了。没有吃早餐的小店,没有散步的地方,那绿化真是寒碜啊。
理顺生活世界,只能因地制宜,而不能削足适履。这是一个常识。行政者中只要读过小学都知道“削足适履”这个典故。善良者以为是文化水平的问题,其实是钱的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结果应当是世界活泼泼的,而不是削足适履之后的惨痛。
生活世界本来就是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这才是世界,这才是中国世界。行政人员领薪水,就是让你理麻的。剪不断,理还乱,世界因此微妙美丽活泼生动复杂。图省事,一刀剃成小平头,削成亮蛋,要他做甚?烫头发我不会,剃光头谁不会,拿把刀来!
方力钧的那些大亮蛋,也可解为对一刀切的反讽。
虚拟采访鲁迅先生
潘采夫
2006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我受命制作了纪念特刊《纪念的狂欢——一半是塑造,一半是还原》,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对鲁迅先生的虚拟采访,我就当今社会请教他问题,他以自己作品中原文作答。后来这个采访没有刊出,一直在网络间“漂”着,今年我将它收入了文化集子《贰时代》。5年过去,有些东西变了,但更多的是没变。到了鲁迅诞辰130周年,也是逝世75周年,编辑老师又想起了我那篇稿子,嘱我写出下篇。把新近发生的一些问题请教鲁迅先生,看看先生何以教我。于是在原来访谈的基础上,又写出几千字来。从70年到75年,从新京报到东方早报,也是一段缘分,很值得纪念。
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当然已和当下中国大有不同,但先生的批点并不过时,反而愈加入骨,刺痛我们的神经。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有些东西变化了,有的变好,有的变坏,但有些东西并没有变,有一以贯之的根脉在里面,鲁迅给提炼出来,并经受住了时间的磨洗;二、鲁迅最为人称道的,是批判国民性,而国民性这个东西,是祖先赐给我们的礼物,想拒收或转送,没有那么容易。所以,鲁迅先生如果还生活在当下,当不会感到特别陌生吧,至于他会从事一份什么工作,是过得还行,还是有些惨淡,那就说不好了。
潘采夫:先生,今天是您诞辰130周年,离开这么久,您的感觉怎样?
鲁迅:我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的远游。所谓激动,是没有的,不过看到街市依旧太平,中国还是那个中国,而内里还是我生活过的,欣慰还是有的。
潘采夫:听说先生门下吃鲁学饭的食客有两万以上。
鲁迅:哪里,愧不如曹雪芹,他吃的是草,却用奶汁抚养了全国一半的人口。
潘采夫:先生去世75年了,后来的人给了先生很高的评价,您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鲁迅:让他们赞美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潘采夫:这些年,读经运动如火如荼,儿童读经成了时尚潮流,上海还曾开办了孟母堂。
鲁迅: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古书实在是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十四年的读经》
潘采夫:有的大学里建了孔子像,两岸还都在举行盛大的祭孔活动,看来孔子复活有望。
鲁迅:我还听说有个叫蒋庆的小子自称儒教教主呢。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都把孔子当作砖头用,但都明明白白地失败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潘采夫:韩医申遗成功了,中医也跃跃欲试。您有句话让中医的感情很受伤.....
鲁迅:我是曾经说过,“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如果因为这句话误了他们的申遗,我感到抱歉。如果中医可以,则气功、金钟罩、点穴也都可以申遗的。———《呐喊》序言
潘采夫:现在有人把批评家叫做表扬家,先生对韩寒、王朔怎么评价?有人说说他们继承了先生的衣钵。
鲁迅:凡批评家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相互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文人相轻这个恶名所吓倒,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不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文人相轻》
潘采夫:先生活着的时候,就有观点说先生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中国本土的作家总得不了奖呢?
鲁迅:这是因为我们不会说话,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且看动物园的猴子,它们自有他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他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是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是赞美上帝。唱赞美诗是得不了奖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潘采夫:有个国家一级女诗人,写一手漂亮的梨花体,她诗歌的流传让低迷的诗坛一片沸腾,又掀起一次让诗歌走进群众的高潮。
鲁迅:这个梨花体,我是知道的,而且也写过几首。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夜》
潘采夫:先生写得很有韵味,看来优秀的散文完全可以和诗歌互相转化。先生还是写古体诗多一些吧。
鲁迅:新诗也还是有的,我做过国真体的诗,就是那首《我的失恋》:“我的所爱在豪宅,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问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潘采夫:听说先生在看相方面很有造诣。
鲁迅:这是个谣传,我虽然说过“妥斯托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付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之类的,但从来不给国人看相,以免被某个行当利用,打出“弘扬国粹从看相开始”的幌子来。
潘采夫: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快乐女声反响都不错,但有令下来,快乐女生明年要停办了。
鲁迅:我早说过,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三闲集》
潘采夫:先生在上海栖居多年,最近一个叫杨海鹏的,正在为他的妻子打官司,还围脖直播这场“一个人的战争”,先生对官司的结果怎么看?
鲁迅:海鹏是个壮士,但我并不觉得乐观,“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鲁迅全集》四卷476页)
潘采夫:还有一些人,在为别人的事情忙活奔走,或者出头说了几句公道的话,然而命运和结果也不太好。一位著名的海归科学家饶毅,就因为批评科学体制,在院士评选中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
鲁迅: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且介亭杂文·运命》,《鲁迅全集》六卷102页)对于那种为别人奔走的英雄,我仿佛总能看到他们的结局。“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但是,如果你上了他们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伪自由书·不负责任的坦克车》,《鲁迅全集》五卷104页)
潘采夫:那个科学体制就这样坚固吗?
鲁迅: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十卷147页)
潘采夫:先生一向批判封建礼教,尤其痛恨“孝”,自己却是一个孝子。到了今天,先生还是持这样的观点吗?
鲁迅: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潘采夫:先生生前常下馆子,那时的饭馆和家里饮食虽不丰富,但也至少无害,现在看到毒奶粉、瘦肉精、毒大米、毒蔬菜之类,先生能吃得下吗?
鲁迅:底层的人们,也会互相伤害的。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三卷46页)
潘采夫:这让我想起了有的人抱怨社会不公,却挥刀奔向学校的小孩子。
鲁迅: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三卷38页)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三卷47页)
潘采夫:强者向弱者,弱者向更弱者,这是一种全面的变坏,敬畏与信仰怎么突然丢失了?
鲁迅: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豪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三卷241页)
潘采夫:有的地方权力部门,就开辟了食品蔬菜的特供渠道。
鲁迅: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 (《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鲁迅全集》四卷396页)
潘采夫:恐怕对学校教育这一块也要反思。
鲁迅:正是,读书人家的子弟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会玩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
(《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鲁迅全集》六卷247页)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而已集·反”漫谈“》,《鲁迅全集》三卷350页)
潘采夫:前些日子发生了动车追尾事故,先生应该知道了吧?先生认为这个事情的根本在于何处?
鲁迅: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一卷328页)
潘采夫:可是当初宣布那是世界顶尖,专利技术,还说要援助别的国家的。
鲁迅: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六卷91页)
潘采夫:还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幸福。
鲁迅: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一卷270页)
潘采夫:先生对爱国青年怎么看?
鲁迅: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 (《书信·致姚克》,《鲁迅全集》十卷181页)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四卷234页)
潘采夫:先生一向对青年甚好,但也上过青年的当,现在韩寒、郭美美、李天一、卢美美等,都是这个时代的青年,先生的观感如何?
鲁迅: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七卷141页)
潘采夫:有人称先生为青年导师……
鲁迅: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三卷20页)
潘采夫:先生知道右愤、左愤吗?
鲁迅: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号,——或谓之“绰号”。(《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三卷79页)
潘采夫:先生对宽恕还是那么不“宽恕“吗?
鲁迅: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坟·杂忆》,《鲁迅全集》一卷300页)
潘采夫:有个不敬的话题,如果先生恰巧或在当下,先生将如何推广自己的主张,如何给报馆写文章呢?
鲁迅: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呐喊·自序》,《鲁迅全集》一卷5页)
潘采夫:如果那样,你能想象自己的样子吗?
鲁迅: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六卷293页)
潘采夫:先生写文章的时候,最瞧不起的对手是什么?
鲁迅: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已集·革命文学》,《鲁迅全集》三卷407页)
潘采夫:最后,先生还有什么可说的?
鲁迅: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 (《华盖集·导师》,《鲁迅全集》三卷44页)
含饴弄狗时代
柏杨
中华民族固然是世界上文化最悠久的民族,但时至今天,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没有自尊的民族。我想任何一个民族恐怕都没有中华民族堕落得如此之惨,见了洋大人简直连尿都撒出来。便以柏杨先生而论,道德学问,都绝千古,应该挺得起脊梁了吧,谁都料不到我撒的尿比别人更多也。不说别的,仅就对孩子们的希望上,这份感情就充分表达出来。稍微有点前途的正人君子,无不都在想办法把孩子送到美国学堂念书,其势之猛,堂堂中华民国政府却莫法度。前年台北市政府也曾有几位官员折腾了几下子,结果成了狗咬刺蝟,尽管汪汪乱叫,却不敢下口。盖有股奇劲在其后隆重埋伏。若干年后这种现象可能使人哑然失笑,但现在却没有几人能笑得出。
读台北的美国学堂的景观,其小如米,在庞大的水泥拌搅器中,一粒米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们提的是这种气质,小的时候还读美国学堂,长大成人之后,中国每把椅子上都好像有根大头针,自然更坐不下去啦。如果不去美国,真能活活急死。于是中国人生下来的第一重要使命,就是去美国。父母养孩子的第一重要使命,也是把他们送到美国。世界上竟有这种以专门去美国为目的的国家,也算二十世纪一大奇景。而把中国人弄成这种丢人现眼的巨大人物,更值得我们脱帽致敬也。
于是乎,中国老头遂面临另一种凄凉的场面,乃世界其他各国老头很少有的。就是中国老头一旦大功告成,把儿子女儿全数送到了美国之后,他们的老境会陷入比度日如年更难过的境界。一位过气大官的朋友,手里颇有几文冤枉钱,他有七男五女(老太太年轻时,貌美力壮,有“母鸡下蛋,一努一个”的雅号)。来到台湾第一天,他就洞烛机先,发现美国之妙,妙不可言,开始努力,用种种奇法毒计,往外猛送,一直送到三年前,才算把存货全部出清。出清之后,如释重负,心广体胖,每月都有儿女寄来的美援,真是有福呀有福。至亲好友,包括巷口摆西瓜摊的,无不羡慕得要死要活。老两口也自命不凡,无论走到哪里,三句话如果还没有说到他的儿子女儿在美国,其尊脸就立刻发生变化。柏杨先生是知道他脾气的,故我每次碰见,一定都说上一火车顺耳之言。
可是,一年之前,老头得了瘫痪之症,不久老太太腰上长了一个啥子疮,送到台大医院开刀,老太太派人把保证单送到家请老头签字,老头不能提笔,只好扶着他的尊手,按了一个手印,但老太太仍然隆重寿终,死在手术台上,在太平间放了两个星期,都没人前去收尸。家中虽然请了一位下女,可是教下女做饭,固没问题,她却不能喂老头吃呀!而拉屎拉尿更严重万分。这当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困难,即令儿女在家,也不见得好多少,可是老头听到老伴死讯后那份寂寞,令人心碎。该老头把儿女的照片并排挂在墙上,从早到晚,呆呆相望,有信来时,就教下女把我唤去,念了又念。然而,每当我告辞时,孤灯一盏,万籁如死,老头总流下两行眼泪,呜呼。
老年人的寂寞是一个严重趋势,即令仍有事业在手,随时都有掌声雷动,也难免油然而兴日暮途穷的空虚。农业社会里,父母妻子,团聚一堂,儿女长大之后,还有孙子孙女可娱晚景,现在不要说孙子孙女根本不在眼前矣,纵令回来看看老头,他讲的英国话焉,日本话焉,匈牙利话焉,祖孙二人恐怕也只有瞪眼的份儿。不要说远去夷狄之邦矣,纵是同在国内,女儿嫁了人,固然远走高飞,有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芳心不能二用。儿子娶妻子,该妻子先决条件往往是不和老头老太太同住,即令没有这种混账条件,老头本身或有职业,或有事业,正在努力奋斗,势也不能跟着儿子女儿乱跑。于是,其局面也一模一样,举目四顾,偌大家庭,三十年来,都是大的吵小的叫,男的吼女的跳,虽然烦得要死,却也热闹烘烘。到了今天,“事如春梦了无痕”,除了桌椅板凳和一大堆照相本外,一切都化为乌有。元曲曰:“谁是谁的夫?谁是谁的妻?谁是谁的儿?谁是谁的女?”有几个老头老太太不回肠寸断乎也。
古之老头老太太含饴弄孙,天天把小家伙搂在怀里,又亲又吻,抓屎抓尿,老脸上全是笑容,还时常作小儿语,呢呢喃喃,眼看就要返老还童。今之老头老太太,没孙玩啦,只好养条尊狗,以填补心灵上的空虚。君不见有些无齿之徒乎?一狗在手,便丑态毕露,给他洗澡打扮不算,还跟他说话哩;说话不算,还希圣希贤的训他。有一天我去看一位朋友,门是开着的,只听老太太在卧房之中,用一种使人异常舒服的柔情蜜意,猛发其嗲。不禁大疑,倾耳细听,只听她曰:“让我给你擦擦背,你不教擦我就再不跟你亲嘴啦。你着,又哼哼唧唧。对啦,好乖乖,小亲亲,我的心肝。咦,不要乱摇呀,摇得我心慌意乱,小心我打断你的脖子。你要再这么不听话,我就不爱你,我去爱别人啦。”
柏杨先生听到耳里,毛骨悚然,心里想,老太太怎么搞的,这么大年纪,竟然铁树开花,而且这种缠绵镜头,出在年轻人身上,还有得可说,出在老太婆身上,实在教人龇牙,我当时义愤填膺,不声不响,就往里闯,这一闯不打紧,闯得我张大了嘴,半天都合不住,原来老太太在为她的尊狗尾巴上扎蝴蝶结哩。
这是一个老年人寂寞时代,也是一个含饴弄狗时代。
我们都害怕(外二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