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楚国的大文学家屈原写了一篇名为《天问》的辞。这篇《天问》，被唐代大诗人李贺评为楚辞中“第一”。全文围绕天、地、人、神共提了170多个问题，写得有情有趣，酣畅淋漓。屈原所发的问，既是疑问（天问）也是质问（问天），确实很能打动人。所写内容，当然代表了人类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与思考。这些问题，古人在问，现代人也在问，外国有人问，中国也有人问。这些问题超越时间、空间与地域的限制。随手在网上查了一下，就看到各民族都曾有类似的“天问”，如冰岛的《埃达》、希伯来人的《约伯记》、印度人的《梨俱吠陀》、希腊人的《神谱》等等。
《天问》的核心，就是对“不可知”的事物有疑问。对“不可知”进行思考与探索，我有一点点感受。十七八岁左右，有段时间我非常混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不断在内心追问种种事物的根源，心里面疑问太多，想了解这世界或这世间的真相。那段时间，不管任何书，我是逮到就看，越看越混乱。有那么几天心里面非常难受，觉得再毫无章法地乱看下去不行。于是我呆气发作，拿出纸笔，把自己想知道又还不知道的事情全部列在纸上。一个上午的时间，在笔记本上列了整整四页。列完，我再在每个问题的后面，备注上该问题可能的解决思路，比如需要看哪些类别的书等等。如此，就理出了自己必读的书、必做的事。其后两年左右的时间，我基本上就在读各种各样的书的过程中渡过。
在玩儿命读书的那段时光里，每隔几天，我就把这问题列表拿出来翻一翻。表中问题有增有减，总趋势是在减少。减少的原因有两类，一类，算是知道答案了，所以就删掉。比如宇宙中星球的演变，红巨星因为质量的不同，质量小的可衰变为白矮星，质量大的可能爆炸为新星甚至超新星，超新星如果质量还太大，就可能不再爆炸而是向内坍塌成为黑洞等等……这些问题通过看书，自以为明白了，就删掉。另一类，是渐渐感到有些问题自己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这辈子总得过，知不知道，与自己过这辈子完全没关系。例如外星人是否存在、飞碟是怎么回事、地球人是否是外星人搬家搬过来的等等。这类问题，之前是觉得有意思，所以就列在了表中，后来觉得知不知道其实意义并不大，就删掉了。在这删与增的过程中，还有些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突出，典型的问题有好几个，比如：人，从何而来？为何而生？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佛教讲的“大悟”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基本就是一级问题。由这些一级问题，衍生有二级问题，比如：禅定究竟是什么状态？修禅修定的方法到底有哪些？二级问题又会衍生出三级问题，比如：神通到底是咋回事？命运是怎么回事？命运到底是不是“注定”的？说到底，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那几个一级问题。而一级问题貌似三四个，其实是一个，因为那三四个问题中只要任何一个得到解决，另几个应该也就能同时被解决。
除了三级问题，还有一些四级问题，比如，古代流传下来的诸如算命看相占卜之类，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也是不明白，所以很想知道。后来因为机缘，三级问题与四级问题，有些知道答案了，有些还是不知道。如占卜术中有一种叫“铁板神数”，不知道的时候看别人用这方式“算命”，真是吓了一大跳！因为居然可以准确算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父母姓名等。后来知道了原因，才明白其实是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人们思维过程中的一个误区，等同于是前来算命的人，自己告诉占卜者的。当然，这中间也有技术，有技巧，但总之一句话，所有的什么看相算命占卜之类，现在我是完全反对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占卜方式的“发明者”能够发现常人在思维过程中的误区，这个人的内心应该是非常安静、非常警觉的，对自己每个念头的观察应该非常清楚，对念头的生与灭，起与落，有非常细致的观察与觉照，才可能发现人在思维上有这样的误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文化说“定能生慧”，也确实有道理。
三级问题与四级问题或可解决，而一级问题完全不可解。一级问题说到底，其实就是哲学上无法解决的那三个根本问题：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某种意义上讲，这几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小器，因为有个局限为“我”。问得大器点，完全可以问“这个世界从哪儿来？”或者再问更大器一点“存在，是怎么回事？”“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一切存在，都还必须有时间与空间作为限制？”“时与空的本质又是什么？”……
客观上说，正因为有所不知，为了变不知为已知，人们就会不断地去探寻。这探寻，不管是往精神意识方面去探寻还是往物质物理方面去探寻，这种探寻行为就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进步的原动力。
例如宇宙的成因，古人有讲为“地水火风空”构成的，也有讲为“金木水火土”构成的，还有认为是元气形成的，或者认为是原子构成的；此外的说法，有说是“盘古开天辟地”而成，或者是“上帝创造”的等等。如果说这些答案都是在猜谜，大家应该不会反对。那么现代呢？现代关于宇宙成因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种，说宇宙成于一个奇点的大爆炸，奇点本身是怎么回事？奇点为什么非爆炸不可？可不可以不爆炸？或者可不可能根本就没爆炸，我们所谓的爆炸只是种错觉？这些问题依然不可知；宇宙成因的第二种说法，说宇宙在量子级别，是所谓的“宇宙弦”处于不同震动频率时显现出来的。“宇宙弦”本身就已经不可知，它从哪儿来的就更不可知。对比古人的答案与现代的答案，恐怕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在猜谜。再过几千年，后代人类看我们现在的大爆炸论或弦论，搞不好跟我们现在看“盘古开天地”一样，会觉得很傻很天真。
仔细品味一下古人这些乱猜的答案，其实也很有意思——相信元气说或者原子说，以及五行说、地水火风说，多少有一种“唯物”的无情味儿，有点儿机械气味儿；相信上帝创世说、盘古开天辟地说，则多少显得有一种“唯心”的人情味儿，有些浪漫气息。这两种区别，应该体现出了人在心性上，有着潜在的不同倾向。
“不可知”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往前发展的背后驱动力。人类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社会，最终的发展目标也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的问题。这动力本身并无错误，但被号称“已知”的人利用，那就会出麻烦——上面所列问题，属于“完全不可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很容易犯傻。最容易犯的傻，有两种。一种，是自认为自己对这些问题“已知”，那么我们不是狂人就是疯子。当然，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号称自己已知；另一种，是认为这世间确实是有人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去追寻那些号称解决了这些问题的人，同样是犯傻，会导致社会与人群出毛病。例如，基督教耶稣说：“我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耶稣所谓的“知”，不外乎就两种情况，一，是错觉，本来不知，但自以为知，那就是自欺；二，是欺人，是自己也知道自己不知，但撒个谎，用来达到某种目的。当然，这目的，在某种时空条件下，也未必绝对就是恶。但不管怎样，号称自己“已知”，对外这样宣称，确实会在人群、在社会中搞出问题。国外如此，国内也如此。比如，古代有人宣称自己是“盘古大帝”转世，信众也不少。如果这些信众不相信“盘古开天辟地”的说法，显然也不会相信这个人。归根结底，说自己“已知”是犯傻，认为别人“能知”也是犯傻。比如有些人像苍蝇追臭鸡蛋一样喜欢追一些所谓的“禅师”，因为禅师们号称“大悟”了，就能悟得世间一切的根源。似乎这“悟”就是终极的“变不知为已知”的手段与方法。很多人就是被这样的“悟”给骗了。如果真有机缘，拿这些问题去问问那些真有传承与认证的、老实的禅者，他们同样只能说“我不知”！多问他们几句，他们恐怕会教训你“少打妄想！”
说到底，宇宙形成不可知，就是“天不可知”；老天生出“人”这么个东西来干什么？这是“天心不可知”。关于“天”还有一个不可知的问题，那就是“天道不可知”——大到星球与宇宙，小到原子与电子，整个物质世界的演变与运化，目的何在？当然是不可知。《易经》明确写着“阴阳不测之谓神”，就是说天道不可测。换言之，《易经》自身都说不可测，但偏偏有人拿易经搞预测，实在可笑。总之，对不可知的事物，我们就老老实实承认其不可知。打总结的话，面对“不可知”我们应有的态度，就可归纳为——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强不知以为知，是谓大病”;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不知不识，顺帝之则”； “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六合之外，存而不论”;
“知之一字，众妙之门”; “不求甚解”； ……
传统文化中，面对“不可知”的教训语句，或许我们还可以列出很多，不过上面这几条，应该已经比较典型。
以上，头三句算是比较典型的儒家对“不可知”的看法。第一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孔老夫子原话，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确实是个老实人，是个不自欺的人，对比上述耶稣先生，确实有相当大的区别；中间三句，算是道家对“不可知”的看法，原则很明显，就是根本不去过问“不可知”的事物；“知之一字，众妙之门”，是佛家圭峰宗密禅师所说，用意当然包含“能知”与“所知”、“可知”与“不可知”，这几者之间的辩证；最后“不求甚解”，是陶渊明先生的名句，此句意，应该说近似于道家。
上列这些教训，应该看成是我们面对“不可知”的事物之时，应有的“心法”。背离这些心法去乱搞，那么搞出问题只是迟早。我从十七八岁开始，试图通过某些方式（例如试图通过参禅而谋求“大悟”），想来个一了百了式的、彻底的“知”，搞到二十四五岁，无论情感上是否愿意，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确实是不能、也无法，去知道的。至此，才将那列出来的“学习表”，彻底放下。
以上内容，我曾将其发到网上，有朋友看到后大发感叹，留言说：就是因为儒家与道家这种不关心未知世界的心性，导致我国数千年来在思想上的懒惰，这种懒惰表现为对科学与科技缺乏好奇心，这就是近百年来我国在科技上落后于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近百年来的被动挨打，罪魁祸首就是儒家与道家导致的这种国人探究精神的缺失。这位朋友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回复了一句“你说得对，你有理。”就没再多说。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此处先暂放一下，稍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总之，传统文化也是臭豆腐，有人说香有人说臭，别人怎么评价有别人的理由，我们能包容，没必要从理论上去跟别人敌对。
我们这代人从小受的就是现代教育，小时候也是觉得传统文化是迷信，完全没有信心。我自己是因为在几件具体事件中，实实在在见识了传统文化的深度与厚度，才对传统文化建立起了真正的信心，也才真正开始下功夫去了解到底这传统文化有些什么名堂。
有一次，几个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要去做件在我看来很荒谬的事情。我的意见是少数派，他们人多，我无论怎么劝他们都不听，越说火气越大，最后搞得大家都很不愉快。隔天我同学来玩儿，我们在路上边散步边聊天，聊到这件事情，他看我垂头丧气的，突然说你会不会摔跤？我莫名其妙，问他啥意思？他说，表面看摔跤是力量的对抗，力量大的胜，其实真正摔的是思想。这话一下子把我逗笑了，我说，你使劲吹嘛！你摔思想，我还摔灵魂呢！他说，难怪你不懂，对抗是最笨的，如果把自己跟对方绑在一起，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你跟他之间本来就没有对抗，他就没法打败你。这句话我听了，心里一动。他接着说，你要想改变那几个朋友要做的事，你与他们对抗，那就是在比力量，如果你本来就跟他们同时做这事，与他们没分别，与他们是一体，那么你才有可能改变这件事情。
上面这个道理，说到底就是三个字“不对抗”。道理看起来很浅显，我当时也自以为自己明白了，结果后来就在这三个字上，我又栽了大跟头，才知道自己的程度还差得很远。
我从读书开始起就喜欢下围棋，某次暑假一堆朋友聚在我家玩儿，我因为经常在下棋，相对要熟练一些。结果那天对好几个人，下了N盘我居然全胜。全胜之余，难免就有些得意忘形，在讨论棋局时就有些猖狂。我同学坐过来，说，我们俩下一盘，不过我几年都没下了，规则都不太记得清了，一边下你一边给我讲解一下哈！我当时正得意中，当然满口答应，然后开下。走了几步，他的棋吃亏了，他抬起头问我，哦，这样走肯定有问题，问题出在哪儿呢？我当然是洋洋得意给他解释，哪步有问题，问题是什么，正确的应该如何走，等等。他说，原来如此，我明白了。然后把棋回退几步，从正确的应对又继续走。再走两步，他觉得下一手棋不好走，于是又抬头问我：你这招棋，我看不懂啥意思？应该如何应对呢？我当然免不了又把自己的算路告诉他，并分析应该如何走。那么，棋就继续……总之，后面是走几步，他就问，或者他发觉棋有问题了，就停下来问我问题出在哪儿，如何才是正确应对？
不知道大家反应过来没有？此前我下的棋是全胜，但正在下的这盘棋，我还赢得了不呢？或者换句话说，这盘棋，到底是谁跟谁在下？棋已下过中盘，我才反应过来，我今天不认栽不行。旁边早就有人看出了奥窍，一直憋着笑在旁观，我是身在此山中，不知不觉就已经自投罗网。趁着他再一次抬头问我之时，我一把把棋盘上的子全抹掉，然后打个哈哈干笑两声，说，你今天是专门要出我的丑，故意教育我哈！
刚才说，不对抗的道理看起来简单，但能用得恰到好处却并不简单。就像下这盘棋，朋友根本就没有与我对抗，其实是我自己在与自己对抗。虽然从棋力上讲当时所有人中我最强，但从这盘棋开始下的时候，我就已经注定是输家。我也再次重新认识了那句话：比拼的是“思想”，不是力量。
总之，正因为我被传统文化收拾过，所以我就有了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当然，上面两个事例比较偏重于智术，仅是“黄老之术”中的一种技巧。实际上，还有教训远比这两个例子严重、远比这两个事例更深层，可以说对我无论是精神上、心理上还是思想上，都产生过严重负面影响的事例。不过事情过于偏狭，这里就不再举证。总之，自我反省之余，只能让我对传统文化的深度与广度，有更为切骨的体会，事实上从反面，反而更增强了我个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此刻，让我们回到之前的问题：传统文化，有人觉得是近百年我们在世界上被动挨打的原因，有这样的认识我不反对。但我有我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就是上面说的，胜负或输赢，并非绝对取决于力量。换言之，我不觉得百年来的被动挨打，是因为科技或者科学不发达——科学与科技，仅仅只是力量中的一种。何况，还有更致命的论据——以清末的中日黄海大战为例，大家可以去查资料，当时的海军，从硬件上讲，舰船数量与质量等等，大清是远胜于日本的！换句话说，是中国的力量强过日本！我们输了，显然不是输在硬件或者技术力量上！所以，说“罪魁祸首就是儒家与道家”，至少我个人觉得，这是欲加之罪甚至别有用心，才会说出如此断语。
前文讨论了对不可知的事物，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用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语句做了总结。其中孔子的原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代表了儒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这句话当然表现出了孔子本人，是个老实人。关于孔子是个老实人的论据其实还可举出很多，例如他说的“未知生，焉知死”以及“不语怪力乱神”等。孔子不谈宇宙或者世界的成因，也不谈生命生从何来，死往何去，他的眼光始终就落在“可知”的范围之内。对比宋儒，宋儒要谈世界的成因（元气说），至少是心性上，就已经不如孔子老实。实际上，孔子的眼光就算是在可知的范围内，也不是任何东西都要去知道的，比如他说的“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等，就表明可知范围内的事，他也未必愿意去知道。如此看来，孔子自身的眼界，其实是收得非常小的，但奇妙的是，从来没谁说过孔子是个眼界很窄的人。为什么呢？道理何在呢？
说到孔子的眼光及其眼界大小，还有个很出名的典故，就是《列子》中的那个寓言《两小儿辩日》——太阳究竟是早晨看起来大的时候离我们近，还是中午感觉热的时候离我们近？孔子答不出，于是列子得出结论“孰为汝多知乎?”。我想，把故事中的孔子换作其他人，搞不好就会给出一个答案。例如在网上经常看到的那些参禅的人，明明屁也不知道一个，但每句话说出来，都是在证明自己“知道”——不老实，不但害己，还要害人。《两小儿辩日》，当然说明了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会有不同的结果。孔子面对两小儿的争辩而不妄加决断，不妄给答案，恰恰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态度，恰恰证明了他是个老实人，恰恰说明了他的谦虚与谨慎。虽然《列子》中的这个寓言是编撰的，并非真有其事，但本质上还是证明了这世间有些问题，我们是无法去“知道”的。当然，故事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学，无止境。关于孔子的好学，我想没人会有异议。如他自己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以及“学而时习之”、“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等，都是证据。
关于孔子是老实人的话题，我们还可以多聊几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我们向传统中的圣贤学习，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看圣贤们的言教。圣贤的言教，就是他们精神旨趣的外化。我们看他们讲如何为政、如何治世，看多了，众说纷纭，把自己看得昏头昏脑。有时候我想，我们不如直接品味他们的精神旨趣，就把我们当成他们身边的一个后辈学生，观察老师自身精神的运行，从他的立场来推想他可能的言教，我想，我们说不定反而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圣贤的心性。比如孔子是个老实人，那我们就也必须是老实人，才可能理解孔子言教真正的来龙去脉，而不会被表现在外的语言所迷惑。大家不妨试一试，如果我们把《论语》中的每一句话，都当成是孔子面对面，就是对我自己、对我本人说的，我们再来感觉一下孔子本人的性格脾气与精神旨趣，真的会发觉，他其实是个质朴、老实、实事求是的人。听他讲话，会觉得很“实在”，不花绍。如果把孔子换成老子，把《道德经》中每句话看成是老子面对面对我自己说的，我们会感觉到老子有诗人气质，或者换个词说，是有仙气。听老子对我们讲话，会有种荡气回肠、壮怀辽阔的愉快感。再把对我们讲话的人换成庄子，奇怪，会有一种思索过度的痛苦感……就是说，读庄子，虽然处处在讲逍遥，在讲齐物，但总感觉背后有一种潜在的苦味——未必“真”逍遥。
话扯远了，下面说正题。前文聊了“不可知”，回到我们自身，我们当然是最好、或者说是只能，考虑“可知”。很奇怪的是，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过，我们为什么“非得知道点什么”不可？“求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使用归纳法，先说现象，再逐步总结。
无论是整个人类还是单个的某人，当他在面对“不可知”的事物之时，其心理状态，其实就如同一个黑暗中的盲人。盲人突然置身于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他唯一能做的事，是不断抚摸、感觉周围的事物，并将事物摆放的位置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也就是说，盲人在陌生的黑暗之中，首先要做的事，是为周边的事物“定位”。而这种“定位”真正的目的，其实是想弄清“自己的位”——如果盲人摸清了他周边事物“所处的位置”，那么，他就知道自己“相对于这些事物”所处的位置。于是乎，他就“心安”了。事实上，变不可知为可知，就是一种“定位”游戏。不仅仅只是单个的人在玩这种“定位”游戏，整个人类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所进行的种种科学研究与探索，说到底，也仍然就是“摸索”与“定位”。这种“定位”的终极意义，就是为了“心安”。
心能安，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其背后还有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相信”。假定盲人对自己已经摸索出的结果没有信心，担心自身周围还有自己不知的东西，那他就无法心安，他必然会继续摸索下去。如果盲人始终都在摸索，始终想着“我要尽量广泛地感知周边”，那么，周边之外还有周边，恐怕终其一生他也“定”不下来。心，也始终不会“安”。盲人只要知道“摸索”是件永远没有尽头的事，那他就应该能安住于当下，就能安住于自己当下的所知。所以，过度的摸索与寻求，不但失去了意义，而且还恰是自己“不安”的根源。
显然，盲人要安心，就必须要有“信”。他清楚地知道，这“信”的建立，来源于他对周边的定位。而周边，事实上是不可穷尽的，也就是说，这“信”所能建立的基础，是未必可靠的。虽然有些无可奈何，但是，越早“确信”，自己就能越早的“心安”，既然“心安”具有“终极意义”的特性，那么就干脆不再寻求，不再追逐与攀缘，干脆当下就放下，当下就“确信”了事——这段话很有些阿Q精神，但我们区区只有百年光阴的生命，怎么可能穷尽所有的“不可知”？所以，无奈也罢，不甘心也罢，我们确实只能像那位不再攀缘与追逐的盲人那样，当下确信了事——纵然明知这“信”的基础未必可靠，但确实能够让自己“心安”。
归纳一下上述这段话的内在逻辑：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类，其最大的问题，是恐惧，这种恐惧如同盲人突然置身于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的恐惧一样；恐惧，造成我们内心的不安；解除恐惧的方法是知道自己的定位，而对自己进行定位是用外界事物做参照的，所以无论是人还是人类，都在不断地向外“探索”。也就是说，探索的内在动力是恐惧，而探索的目的是定位，定位的目的是为了知道自己的“位”，只有知道并相信自己的“位”，才可能心安，也才可能去除恐惧。心已安并已没有了恐惧，人或者人类，才可能停止探索，或者说不再进行过度地探索。不探求，不妨可以看成是“定”。也就是说，安与定，有连带的逻辑关系。
这一长串话语中包含的关键点有：恐惧、不安、探索、定位、知位、相信、心安、安定。显然，无论是人也好，人类也好，其终极的问题，是恐惧；终极的解决之道，是心安；终极的状态，是安定。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例就包含有信与安之间的辩证。例如：某人生了病，他觉得中医比西医好，于是选择了中医来治这病。或者反之，因为相信西医，于是选择了用西医来治病。一个人的某种选择，肯定是因为这种选择能让他“心安”。选择中医者，是觉得中医令他心安；选择西医者，是觉得西医令他心安。如果他相信中医，但用西医去治，或者他相信西医但用中医去治，恐怕这个人仍然不能心安，纵然已经治好了，说不定他还会怀疑没有根治。显然，中医或西医，并不是心是否“能安”的关键，心是否“能安”的关键，取决于这个人的“信”。
佛学在关于“信”这个方面，思考得特别深。佛法三藏十二部，纵然是“信解行证”到了“证”的地步，这“证”，也不过就是有了“确信”。某种意义上说，整个的佛法说到底，就是在解决“信”的问题。这既包含了“为什么信”，也包含了“信什么”，更包含了“怎么信”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一旦解决，我们就势必会有所“定”，这既有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上的“定”，也有生活习惯与言行举止方面的“定”，更有心境心态以及心情心绪上的“定”。
如果一个人没有确定的信，没有确信，那势必迟早会出问题。还是以生病的病人为例，如果这病人相信中医，但没有达到确信的地步，那么很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他会转而相信西医。反之亦然，对西医没有确信，可能在一段时间后转而相信中医。当然，还有疑心病更重的，干脆中西医都不信，变成相信菩萨能治病。或者再次反过来，一个相信菩萨能治病的人，转而开始相信中医或者西医能治病。一个人没有确信，就会像这个病人一样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就是折腾，或者用佛学的话来说，就是颠倒。这种折腾，不仅是折腾自己，也是在折腾自己身边的人，造成自己身边的亲人，也跟着不能“安”。
如果我们生活当中，身边有老人需要照顾，老年人身体弱，容易出问题，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如果这位老人有信心，不论信中医也好，信西医也罢，只要他有确信，那么不管他病得如何，医生的话基本就是圣旨，这位老人也就容易“定”；如果这位老人对中医西医都不太确信，那麻烦就大了，他很可能不是怀疑医生，就是怀疑药物，再不就怀疑自己的病情不简单……作为照顾老人的年青人，就会被折腾得够呛。往深了说，并不是老人折腾人，而是老人信心不足，才会既折腾自己也折腾旁人。这段话，我并不是要指责有这种状态的老人，而是说，我们自己现在还年轻力壮，最好趁自己年轻，赶快建立起自己的“确定信”，这样到了自己年长之后，才不会自我折腾。郑板桥先生的那句话大家耳熟能详——“难得糊涂”。既然要有确定信，那我自己到底是确信中医，还是确信西医？我想，未免只能糊涂一下，乱选一个，相信就好。其实，单个的人这样折腾还是小事，如果一个社会或者整个人类都因为没有确信而乱折腾，那就会出大麻烦。
没有确信，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其实都是非常麻烦的。例如年轻的夫妇，老婆对老公没有确信，于是乎成天各种试探，要老公做各种保证，长此下去，这两人恐怕真的长远不了。有确信，哪怕是根基不稳的确信，偏偏就能得定，就能稳固。这里，又会引出传统文化中另一个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词语——“信，则灵”。信则灵这三个字的内涵，超过了我们理性能够理解的范畴，这里就不再展开说。
儒家在这个问题上使用的逻辑顺序是“止静定安虑得”，这六个字其实互为因果，形成一个闭合的圆环。从最末的“得”字开始，一个人真正有了心得，才可能停得下来、止得下来；如同浊水澄清，能止，才可能有静；能静，才可能定；定能产生安；安定之余，思虑才可能真正有深度与广度，思虑有了深广程度，才谈得上有更深密的“得”。这个逻辑的线路，不说是闭合的圆环，那也至少是螺旋上升的。
有一个常见的成语叫“信以为真”，这个成语跟“难得糊涂”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管一个事物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当成“它”是“真”的吧，于是，我就“信”——这样的态度看起来有点“傻”，甚至有点迷“信”。但还有一个成语曰：“无信不立”。我想，如果不能“信以为真”，我们无论是在哪方面，都无法“立”起来。更何况还有一句话:“信，为道元功德母”，也只有先“信”了，才谈得上建立功德。就像前面举的那个相信西医还是相信中医的例子——如果这个病人没有“确信”，他就势必不会有“定”，那他这病到底怎么来治？而他有所“确信”之时，不管是信西医还是信中医，这种“信”，说到底，并不是西医或中医“值得”信，而事实上他就是“信，以为真”——以为他自己所信的那个西医或中医，是“真”！古语云“相信者，是有福的”。什么是福？不外乎就是“心安”。
因为信，才可能有定；因为定，才可能有安。如果不能终止攀缘，不能舍去自己的“已知”，就会继续流转于颠倒之中——这就好比是盲人始终都在“摸索”，没有停息，于是其认知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很可能过去“信”的，会变成“不信”；过去有“定”的，也就相应变成“不定”；本来“心安”的，跟着会变成“不安”。比如，一个病人，从相信医院、相信医药，变成相信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或者反过来，从相信菩萨，变成相信医生。这些心态与心性的变化，就是颠倒。而这种颠倒，对于这个当事人来说，他还是会觉得，自己选择的（不管是医院还是菩萨）就是能让他“心安”的事物或者形式。
上面一直在聊这个“信”字。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德中，我们只聊了这一个。某种意义上讲，这一个已经足够。“信为道元功德母”，由这个信字，能生出来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打出娘胎，眼耳鼻舌身所感触到的一切信息，我们识别它们，辨别它们，运用它们，都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之上的——我们首先得相信这些信息。例如，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火焰，我们知道了这种事物它的特征是明亮的、是有温度而且很烫的，今后我们再接触到这种事物，我们确信它依然会有这种特征。如果火焰的特征是在不断变化的，或者说它根本就是没有固定特征的，那我们就无法认识它，也无法把握它——换言之，我们也无法“信任”它，更谈不上运用它。因为，它变成了“不可知”。我们与人打交道，与人共同做事，也是这样的。我们自己做事要有定规，定法，别人与我们打交道或共事，也会很方便，因为他们知道（相信）我们会怎么做。如果我们平时做事没有定规定法，别人与我们打交道也就会有麻烦，因为别人无法预知我们会如何应对，换言之，别人无法相信我们，是因为我们对别人来说有些“不可知”。我们经常讲“信用”二字，这两个字不仅仅只是通俗所说的诚信，还包含了上面这重意思，即，我们做事要有定规定法，这也是一种信，要具有这种信，我们才谈得上有“用”：信用。
总之一句话，信，是建立在可知的基础之上的。但仍然不要忘了，当下的“可知”，时空条件发生变化之后，极可能是靠不住的。甚至未发生变化时，也未必是靠得住的。牢记这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们的自以为是与傲慢。
上文说到，越早建立起我们的信，我们就越早能够安心。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则每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就都能安定。所以，这个信字，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应该说都有价值。不过，严格说来以上我们仅仅只讨论了“为什么信”，还没有讨论信什么与怎样信。那么以下，我们就聊聊信什么与怎样信的问题。
讨论“信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些敏感的，稍不注意就可能出问题。所以在讨论之前需要先打预防针，还是那句老话：有人觉得臭豆腐香，有人觉得臭豆腐臭。臭豆腐本身谈不上香或者臭，觉得香或者觉得臭，那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面有潜在的种子，臭豆腐作为一个外在的助缘，把我们内在的这个种子给引发出来了。觉得香与觉得臭的人，如果都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的感觉才是真的、是对的，别人的感觉是假的、是错的，于是乎要么强迫别人与自己一样相信，要么就相互攻击。这两种做法都是莫名其妙，因为都是自欺之余，又在欺人。
我们不妨想想，佛教佛学是不是臭豆腐？道教道家是不是臭豆腐？耶教回教天主教等，是不是臭豆腐？这样主义，那样主义，是不是臭豆腐？科学，是不是臭豆腐？在这些臭豆腐中，我们信这个不信那个，我们觉得这个好那个不好，这其实仅仅只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种子，恰好与这块臭豆腐相应了而已，真正的根源，依然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心里面，与外界这些臭豆腐无关。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信什么”，老实说，我是既不能，也无法，给大家一个答案的。说不能，是因为纵然我有什么相信的，我拿出来宣扬，那就是自欺之余又欺人，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说无法，是因为我不是任何教徒，对任何哲学、任何主义、任何理论、任何思想，只要能接触到我都看，但仅止于看。扪心自问，自己既不是任何一种学说的专家，更不是这些学说的行者，作为一个门外汉去聊别人门内的东西，并且要让另外的门外汉相信，这简直就是笑话。
上面虽然这样说，但我们这个讨论毕竟还要继续下去，所以我还是要聊聊我自己对“信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再次先请大家谅解，因为对某些朋友来说，下面这番话，听起来可能很不顺耳、会让人很不舒服。
佛学认为，要入佛学的门，至少会经历三个阶段:“闻思修”，或者是四个阶段:“信解行证”。两种说法结合在一起，思与解这两个字，应该说就非常重要。不思，显然不能解；有所不解，就不得不思。如果思而不解，则谈不上“闻思修”中的“修”，也谈不上“信解行证”中的“行”。我大约二十岁左右开始接触佛学，忘了是受哪本书的蛊惑，总之一开始是信心百倍，觉得学佛学一定能得窥宇宙之堂奥、天地之玄机，甚至能明白人的三世因果。在如此之大的诱惑之下，引发了我个性中的偏执倾向，前后集中精力用了两三年，将自己能接触到的与佛学有关的书籍与资料全部看了一遍。也就是说，在那个年龄段，我眼中的佛学这块臭豆腐，是香的，而且还香得不得了。不过，我毕竟是纯自学，所以其中过了很多难关，例如一开始就被各种稀奇古怪的名词术语给打蒙了头，于是不得不先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没事就翻《佛学大辞典》，把名词术语搞清。其后又过理论关，因为佛学理论体系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实在太多，比如这本经书在讲“苦集灭道”，理论与实践像是无懈可击，但转眼就可看到另一本经书在大讲特讲“无苦集灭道”，理论与实践也像是无懈可击。刚开始学佛学的时候，完全被这些自相矛盾的理论给搞得晕头转向。这种矛盾基本上充斥于佛学整个的理论体系中。总体上给我的感觉是——经常这本经书讲左边对，那本经书讲右边对，再换本经书又讲左右都对，还有经书讲左右都不对，更过份的是有时候在同一本经书中，就有各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同时存在。老实说，佛学理论体系中这种公然的自相矛盾，如果较真去深究的话，完全可以让人发疯；理论体系中除了让人发疯的，还有让人抓狂的，那就是有些佛学语汇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例如“不生不灭”、“不空不有”等等，到底是生还是灭？到底是空还是有？完全莫名其妙。这些摸不着头脑的语汇，如果要较真去追究它的内涵，真的会让人抓狂。类似不生不灭、不空不有之类的语汇，聪明人听来会觉得很妙，既巧妙，又玄妙。如果把聪明扔一边去，拿出老实人与笨人笨办法的钻牛角精神，非弄明白这些语汇的内涵不可，那么立马会感觉自己撞在了墙上——此路不通。佛学理论体系中这种公然的自相矛盾，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纵然我愿意去相信，也不知道究竟该信什么：信左边？信右边？信中间？左中右都信？左中右都不信？除了不知道究竟该信什么之外，还有一个是没办法信，因为“不生不灭”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之下去信它，那显然是迷信，结局就只能是没办法去相信。
如果说，佛学的理论体系虽然有上述诸多的不可解，但使用囫囵吞枣与不求甚解的方式，大体总还是能够了解与把握住其思想线索的话，那么还有更厉害的东西在等着，这东西就是“禅”。据说，不通禅，就没资格谈佛学，甚至没资格谈中国的传统文化！禅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就可见一斑。三年时间可以大体弄清佛学基本的理论体系，但禅，我是打二十岁起到现在，仍然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在此期间也有过那么几次，是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洞悉了禅的玄奥，但幸好“自以为是”这四个字随时会给自己敲警钟，所以我就没有狂妄到敢以禅者自居的地步。以不自欺为原则扪心自问，这禅，我确实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连知道都谈不上，就更不能宣称它是自己相信的对象。由于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对那些号称已经悟透禅机的人，我不是敬而远之，而是立马就远之。因为我疑心病重，我怀疑这样的人，不是自欺，就必定是想欺人。所以“敬”字我是没有的，连“敬”都没有，当然就更不可能去“信”。
我天生就疑心病重，欠少信根，二十多岁时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嗜欲深者天机浅”那一伙的。想得窥宇宙之堂奥、天地之玄机，想明白人的三世因果，想悟透所谓的“禅”等等，完全就是妄念与欲望的外延扩大。某天，反过来对佛学进行反思，就觉得佛学几乎等于是在跟所有人玩游戏：对聪明、机灵的人，佛学提供有“不生不灭”、“不空不有”之类“有妙味儿”的词语给这类人当玩具；对天性中逻辑较强，较为理性的人，佛学提供有体系貌似严密、论证超级繁琐、名相超级绕人的“唯识学”给这类人当玩具；对好奇心重、贪欲重的人，佛学专门有一宗，名曰“密宗”，供这类人玩儿；对权威欲、权利欲与好胜心重的人，佛学提供了“禅”这么个古怪东西供这类人玩儿……正因为做如是观，佛学在我眼里突然就失去了颜色，变得不再那么香，也不再那么诱人。但要说佛祖释伽牟尼完全是个骗子，无论是于情还是于理，我自己心里面都感觉难以接受。所以，我不得不反省佛学真正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很不幸，我认为佛祖不是骗子，佛学还真有个核心，这核心就是戒律。再看戒律，发觉如果是用在自己身上，有一大半我都做不到。既然做不到，我就不敢号称自己是佛教徒，更不能宣称自己信佛。
有些朋友认为佛学中的禅定是值得相信的。四禅八定或者九次第定，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似乎都能得到证实。但一个人相信四禅八定或者相信九次第定，并不能表明这个人是信“佛”。因为佛教也讲过，八定九定，外道也有，外道也会，甚至说只有外道才在八定九定上去追究极致。换言之，佛学自身都认为八定九定是末不是本，信禅定等同于信外道而不是信佛，那么，我对禅定，也就很难建立起信心。当然，拿禅定当玩具我也试过。总的感受就两个，一个是觉得纯属自我折磨与自我折腾，是自己在与自己做斗争，或者说是自己在与自己的影子做斗争；另一个是觉得无论什么定，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对话、自己说服自己的过程，或者干脆说，就是一个自己用语言进行自我催眠的过程。总之，对禅定的看法，我还真与佛学（楞严经）的看法达成了一致，那就是，禅定非究竟，也不可能究竟。对禅定来说，它是否究竟反而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修习禅定潜在的弊病实在多如牛毛，一旦搞出问题，就可以彻底毁掉一个人的身与心。从身边修禅定的朋友身上以及我自己的感受来看，禅定实在危险，习禅定而又能保证不出问题的人，一千个人里也很难找出一个来，万里挑一或者可能挑得出一个来，但不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就没有意义。少数有好胜心、有好奇心的人，可能去追究禅定，追究到了某种定，别人不会，可以证明自己比别人强嘛。但对于更为广泛的大众来说，就没有追究的必要与意义。
概言之，禅定，确实有一定的价值，用得恰当对身心有益，用得不当对身心有害。对普通大众来说，要能用得恰当，基本是没有这个可能。何况，纵然用得恰当，也并非究竟。所以，是没有信禅定的必要。
上面说这么多，归纳起来就是，佛学中一多半东西我都信不过。唯一我信得过的是戒律，但偏偏我又做不到。既然自己做不到，我也就没有脸皮说自己“信佛”。仅就戒律而言，那些信佛而又做得到的人，我当然是高山仰止，尊而敬之的。那些真正能信又能行的人，真的非常让人羡慕。比如乡村里那些字都不识的老太太、老大娘，信念佛就能往生西方，不仅信，而且行。如果往民风淳朴一点的地方走走，确实能看到一些因为信而心安的老太太。她心安，所以无形中身上就有一种让人敬服，让人舒服的风范。每当看到这样的老太太，我就会感叹她们福报深，当然更感叹自己天机浅，更要反省自己嗜欲深。如果实在要我选择一个“信”的话，我宁愿选择像她们这样单纯的信，但终归自己福报薄，想信，愿意信，可惜信不及……
总结以上的自我经历：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我对佛学是真正下功夫“思”过，但仅止于思，从来没有过终极意义上的“解”（乱七八糟的解倒是有不少）。三十岁之后，思与解就都统统放下，不再指望思之后的修以及解之后的行甚至证。那时候，我对佛学的态度就变成了“不思议”——不愿意再去思考它，也不愿意再去讨论它。说“弃之如弊履”有点夸张，但将佛学视为旅游景点的话，我就已是这风景的“过客”。
当发觉佛学不可信的时候，其实其他任何的信仰，我都不可能再建立得起来。例如道或者“大道”，在我看来，去追寻这道，本身就是一种贪欲。所以我也不能说我信道。更何况有人假道之名，暗暗夹带自己的私货，让人防不胜防，所以干脆不信了事。西方极乐，我没法信；信上帝，在我看来那是有浪漫气质或者对现实生活有着深深无力感的人，才会去信，跟信佛信菩萨是一回事，总之，我也是没法信。前文聊过，只有信，才能安，我不是不愿意信，我也很想去相信一个什么，但实在是没有找到这个可信的对象。觅可信而了不可得。那么无所信是否就不安了呢？反省自心，确实谈不上安，但似乎也谈不上不安。
“觅可信而了不可得”这点感受，曾与一位朋友交流过。朋友说，既然啥都不可信，那是不是干脆相信这个“能够信也能够疑”的东西呢？确实，“信心”，是一种选择，佛学中也有《信心铭》《心王铭》之类的说法。朋友选择信心，与老太太选择信念佛一样，是天机深，是得天独厚，我嗜欲深天机浅，加之疑心病过于深重，结论是对心，我也信不过。原因如下。
我们的心，本来就是个“怪物”，根本就没法相信。举个例子，啪，旁人扇了自己一耳光，我们挨这一巴掌很可能火冒三丈，或者至少是莫名其妙。但扇我们一耳光的人如果是什么活佛，什么法师，有些人挨了这一耳光会觉得欢喜得不得了。活佛打我啦，给我消业障啦，这一巴掌把我所有的恶业都消掉啦！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心，同样是挨一耳光，我们的心可能愤怒甚至冒火，也可能会欢喜！活佛给自己一耳光，自己为什么不冒火？旁人给自己一耳光为什么自己不能欢喜？所以说我们的心本身就是个怪物。这样的怪物，如何让人相信？这个例子，是从具体事例上证明心不可信。还有理论上的，比如佛学本身就说过“心如工伎儿，意如和伎者”，工伎儿变化无端，当然不可信；佛学还说“降服其心”，心明明是被降服的对象，怎么变成了被信任的对象？禅宗二祖说“觅心了不可得”，那又如何来信这个心？总之，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具体事例上，我觉得心依然不可信。
上面说这么多，总归一句话，我没有能力给大家提供一个绝对“可信”的东西。所谓“无信则不立”，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变成个无法“立”得起来的人。内心无信，有时就确实自感是“如丧家之犬”，虽然不会“惶惶然”，但总觉得这终归会是我这辈子的缺憾，当然，缺憾并不遗憾。因为想想，会觉得幸好自己没有什么特别坚固的“信”，也就不异于人，与大家没什么两样，既不会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也不会觉得自己矮人一等。虽然在一些小小的细微之处不妨自欺一下，比如我也觉得臭豆腐很香，但至少不乱去欺人，不会强迫觉得臭豆腐难闻的人必须像我一样。自己的眼光更多是看见常态，非常态的不是视而不见，而是没兴趣去见。
上面聊了一些个人感受。很可能这些感受会让某些朋友不舒服。那么，我还是借花献佛送大家一句话。说“借花献佛”是因为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只是觉得这句话用来总结我们上面所聊的东西，我觉得恰到好处。希望大家也好好地品味品味这句话，说不定，我们还真可能在品味这句话的过程中，树立起一个真正可信的东西。这句话就是——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大家打算“信”个什么东西？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个世界亿亿万万人，每个人的心性都不同，所以每个人所信的，也会有不同。在这些所信的对象中，比较大宗的是，信佛、信道、信儒、信上帝，当然还有信科学的等等。有些人抬杠说，我什么也不信。那么，不吃东西会饿死你信不信？你总有一天会死你信不信？你信了个“什么也不可信”是不是？说到底，只要是个能正常思考的人，他就必然有信。
我也有所信，我信的，就是眼面前常态中的，可知的，可把握的东西。类似于“不吃东西就会饿死”这样的道理也罢、实践也罢，我是不得不信。
前面聊过，不管人类的历史到现在为止，到底是有几万年还是只有几千年，总而言之对于现代的人来说，我们“不可知”的事物实在太多。我们没有必要将自己的眼光放在不可知的事物上去，而最好是收缩眼光，只看可知的事物。有一只奇丑无比的小鸭子，它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该运动的时候就运动。结果某一天它长大了，发现原来自己是只白天鹅。这丑小鸭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也是丑小鸭，我们最终会不会变成白天鹅，我们并不知道，那么我们最好将自己的精力放在眼面前，好好吃，好好睡，好好运动，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如果我们提早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变成白天鹅，于是乎不好好吃，不好好睡，不好好运动，现在该做的事不做到位，那纵然长成白天鹅了，也只能是只有病的白天鹅。举这例是想证明：知，很多时候比不知，更坏事。不管人或者人类社会千万年后会发展变化成什么样，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把我们眼前可知的、可把握的事情做实、做好。所以，对不可知的未来，我们大可不去管它，只管做好眼面前的事——再次强调，我们已经聊过，孔老夫子本人就是这么个心态，他的目光是只看可知，只考虑可知范围内的事。“敬鬼神而远之”，要让孔老夫子相信鬼神甚至依据鬼神的教训来做事，那根本就不可能。仔细品读《论语》我们明显感到，孔子的心思，确实是全部用在“可知”上的。我个人，非常赞同并非常佩服孔子这种“收缩眼光，只看可知”的态度。有时候我想，我们连可知都没彻底弄清楚，就去妄谈不可知的诸如禅哟、道哟、上帝哟之类，这是摆明的自我折腾。我们的内心如果已经被什么佛哟道哟禅哟上帝哟之类的东西污染了，不仅是折腾自己，同时也会折腾自己身旁的人。
“收缩眼光，只看可知”，把眼光收回到自身，把我们的心看清楚，把我们自己心思心念的运作方式、运行规律看清楚，先做到“自知”，对于我们这些凡胎肉体来说，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禅哟道哟之类，基本属于不可知，我们不说反对这些东西，但至少可以存而不论。孔子的“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他把自己“所知”的范围限得很小。其实孔子的范围已经比我们大得多。我们是连自己的心都还不知，就颠颠倒倒地去知老农老圃乃至于更远的天文地理、或禅或道之类。如果我们明心而自知，在确保彻底自知之余，再放开眼光看其他，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眼光还真就宽不起来，真不会比孔子的眼光看得更宽、更远。
前文我们讨论过有信就能安，但由于不可知始终存在，所以任何一种信的根基其实都是不稳的。宏观的角度我们只能“无所信”，微观的角度我们只能“信常态，信可知”。对宏观上的“无所信”，很多人不太能接受，这也没办法，毕竟人的心性是千差万别的。我们不妨再举一位古人的说法为论据，供大家品评。禅宗一代祖师的青原行思，年轻时去参拜六祖慧能，记载是：师往参六祖，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祖曰：“汝曾作什么来？”师曰：“圣谛亦不为。”祖曰：“落何阶级？”师曰：“圣谛亦不为，何阶级之有？”请注意“圣谛亦不为”这几个字。我们上文立“无所信”为标靶，举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为理论依据，那么这里再添一条论据，就是这个“圣谛亦不为”。对无所信三个字，心里觉得不能接受的朋友，能坚持自己的想法，有确信，固然好，但至少也请品味一下这两条理论依据。
事实上，如果真正要举证的话，类似的依据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一切法空”，再比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再比如“不与万法为侣”，再比如道家的“弃圣绝知”等等。这些论据说到底，就是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法是真正可依的，也没有一个法是真正可信的。一切法，都可以表现为语言文字，《金刚经》也说“不以语言文字见如来”，一切可以表现为语言文字的法，确实都是梦幻泡影，追逐这些梦幻泡影，也确实是虚妄的。
一切法不可依，一切法不可信，所以，当下我正在写的这些文字，我也不能自以为是。我们这里所聊的，同样不可依。觉悟到自己所写的这些东西也是不可依、不可信，至少对我自己而言，就可以少一些固执，少一些顽固，也就免得自己舞起理论的大棒乱敲别人，从而也可以减轻一点自己的“我慢”。此外，每个人建立起自己的信，这个建立起自己“确信”的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修道，是在修自己的道。佛教讲的“自修自证自成佛道”，这个能自成的，是“不共”的，不会与任何一个人相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与自己一样。不但魔不知道自己的立处，连佛也不知道自己的立处，这个就是“不共”的法。这个不共的法，必须自修自证自信，不能依他而信，不能依外界的什么什么高论而信。所以，依他的、依外界种种高论的，都应该在自己内心深处将其破掉。大破之后的大立，这个立起来的，才是自己“不共”于他人的、自己的确信。
刚才说到了“圣谛亦不为”这几个字。我们眼中看到的，道佛儒三家，乃至种种先贤哲人的教诲，可以说都是“圣谛”，都是先贤自身体念与感悟的总结。小学里面有篇课文叫《小马过河》，河水到底是深还是浅呢？松鼠说深，并举例说自己的朋友被淹死了；老牛说浅，并举例说自己走过去，河水只刚淹过小腿。小马最后自己走过去，发现水淹到了自己的肚皮，结论是这河水既不像松鼠说的那么深，也没老牛说的那么浅。每个人的自身条件是不一样的，圣谛只是先贤自身的感悟与总结，说到底，我们终归还是得像小马一样，必须自己实践过，得出自己的结论，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绝对意义上的安，是无条件的，有条件才能得到的安，是靠不住的。盲人能安，与他探索的范围的大小没有关系；探索范围更大的，反而说明他内心更不安。如果一个盲人因为所知范围更大一些，就去帮助在他看来所知范围小一些的人，这其实是非常荒唐的。只能证明一点，那就是他内心的恐惧感，其实比所知范围小而能安的人，更严重。换言之，他乱折腾的可能性，也更大。两者相互影响，真正的结果，显然是谁更安，谁更定，谁更能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占据主动。盲人与盲人之间如此，常人与常人之间也是如此，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当人与人相互影响之时，我们如果守得住自己无条件的安，我们的妄念与妄行自然就会减少很多。
总之，我们自己的信，应该自己建立。虽然我们前文聊了信可知，信常态，但也仅仅只是提供个思路，至于每个人究竟会选择信什么，确实得靠每个人自己抉择。以上，我们讨论了一些原则性的内容。比较重要的，如信、定、安，以及恐惧、探索、定位、收缩眼光，等等。不管最终大家如何抉择，都离不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不自欺”，推而广之，当然还有“不欺人”。《大学》作为儒学的基础，其起点就是“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也就是说，“诚”这个字我们虽然没有展开进行讨论，但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运用中。归纳而言，信可知，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可悲的一种选择。但是没有办法，对比相信可知与相信不可知各自可能的得失之后，恐怕纵然可悲，也只得选择相信可知，为是。
前文，我们首先是立了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安”，为了能安，我们又立了一条路径，是“信”。不过，我们所实际运用的，却是这条路径的反面——“无所信”。当然，无所信本身也是一种信，信了个无所信嘛。所立的安与信这两个要点，都是比量性质的，不是现量性质的。我也自知所立这两条仅仅只是我个人的思考，如同《小马过河》中所讲的一样，这些内容很可能是只适合我自己，未必适合其他人。由于不一定适合其他人，那么按照传统的教训，我其实是应该知愚藏拙，谨守“自守自用”的原则，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现在不但没能自守自用，还公然拿出来展示在大家面前，这多少就是一种谵妄。所以，我必须清醒地为自己所说的这些东西定好位，那就是，我所聊的这一切，是纯正的“胡扯”。这胡扯二字，是实情，是实相，不是我谦虚。如果觉得我上面这番话是一种谦虚的话，那这个人必定潜在之中有严重的我慢；如果觉得我上面这番话是一种语言技巧、是一种文字游戏的话，那就不是我慢的问题了，而是必定有潜在的妄心，而且潜在的盗心与偷心会非常严重。总之，我说这些，都是胡扯，“都是胡扯”这四个字，是绝对的实相！真实不虚。
我们聊过可知与不可知。别人知道的，我未必知道，比如我就不会炒股；对别人而言是不可知的，对我而言肯定也是不可知，比如大道是什么、禅是什么，别人不知道，我也同样不知道。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都不可能比别人知道得更多。既然所知不可能多于别人，那么我写些文字就只能是胡扯。如果有朋友能踏着我这些“胡扯”的尸体，发现，或者建立起真正经得住考验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出来，那么我这些胡扯也就没有白扯。
作为人来说，我们经常都在讲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做不到，那就至少要做到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的这个“明”，有程度深浅之分，具体我们能达到多深不敢保证，那就不管是否能“明”，只管尽量“自知”。从“自知”的角度讲：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如何，一个人的人生会如何发展，肯定与这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关系，那么，文化或者文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人，只要一出娘胎，我们就具有了可见与不可见的两项资本。可见的，是我们的肉体；不可见的，是我们的本能与资质。这两项资本不妨可以看成是我们的原始资本。既然有了生命，为了能活并且活得好，我们不得不向自然、向社会索取。有索取就必定会有得失，得失的具体状况又与人的能力以及环境相关，而能力的大小，多多少少就取决于上述两项资本。但是，纯粹的索取，人就跟禽兽没什么区别了，这种索取不妨可称之为“野”。人是生活在社会状态中的，纯粹的野显然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所以需要一些方式来约束每个人。不管使用的是什么方式，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人能够变野为文。这变，主要依靠的就是教化。而围绕这“变”所产生的一切之一切，例如为什么变，如何变，变后的状态与目的是什么等等，形成了体系，这体系，就是所谓的“文明”。显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代一代的人出生，一代一代的人死亡，文明要传承，就离不开两个字：育人。
育人的目的是变野为文。所以，育人的实质，其实就是在与人与生俱来的索取思想与索取行为作斗争，使其能尽量地少一些、合理一些。显而易见的是，欲望越小的人，索取思想与索取行为就会少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人也更容易满足，或者说，在同等的物质条件之下，欲望小一些的人，幸福感会相对强一些，其内心也更容易安定。
变野为文，是为了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是为了让尽量广泛的人能够安、能够定，是为了整个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让整个社会中尽量多的人能够离“文”更近一些，这文，就是公德，是公众所应该具备的德。公众都具有了这样的公德，则整个社会系统就运行在了正向的方向上，如此，于人于己就不仅仅是有好处，而且这样的好处会很长远。上面所聊这些，其实我们已经暗中为几件事物进行了定义，即，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公德。
有一些人，专门用语言文字制造人与人之间的落差，让人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人心的不平，就会导致攀比、攀缘甚至争斗，也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所以，凡是让人产生心理落差的语言文字，是不能称为文明或者文化的，这类东西恰恰是反文明、反文化、反公德的。这类让人产生心理落差的文字，网上遍地都是，这里就不再举证。
整个人类历史据说已好几千年，到现在为止，整个世界为争夺资源而进行的战争与掠夺，依然是层出不穷，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也就是说，几千年以来，文，依然没有胜过人性中的野。无论是从自然性的角度讲，还是从社会性的角度讲，整个人类，也就永无宁日。这确实很让人感叹。
以上讨论的是教育的意义。教育还有层次之分，传统中的教育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知与智、德与道。
知的层次：就是知识的层次，或者也可以称为技术的层次。具体来说，就是学习知识或者技术。比如学木匠铁匠，医师药师等，需要花时间掌握一定的知识与技术。这类知识与技术，就是知。以现代教育为例，可以说现代教育从小学起到大学毕业，所学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属于知这个层面的。在古代，所谓子承父业，生活的技能与本事就是知，这多半都是父子相传的。以是否能让人心安定或者是否能让社会的安定这两条，来作为评价标准的话，那么，知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双刃剑，对社会人心的安定未必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老话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知，可以说全部都属于记问之学。所知多，确实未必有资格为人师表。我们很容易看到，所知多的人，我慢往往也很严重，遇到所知少的，会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这确实是大问题。我们为了求知而与这样的人打交道过多，搞不好我们自己也受影响，会随着自己所知的增长，同时增长我们的傲慢。现代教育中，学校里的老师，说起来也就是比娃娃知得更多一点。娃娃做不了作业，作业的题做不起，就将这个娃娃骂得狗血淋头，这显然就是因为多知而产生的傲慢在背后起作用。如果真正从育德、从育人的角度去看，搞不好娃娃的品性德行，比这个老师还好。做不出题的娃娃，未必就没有德！现代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到大学，娃娃的德未必得到了培养，增长的无非就只是知，光增长了知而没增长德，这其实是非常让人忧虑的一件事情，但无论是家长还是教育系统内，能看清这点的人并不多。有句被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里的文化，显然指的就是“知”，这句话本身也证明，知确实是双刃剑。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娃娃，如果这个娃娃只有知，没有德，真的很可能变成一个“有文化的流氓”。
智的层次：就是智术的层次，或者也可称为思维的层次。具体来说，是知权达变，属于思维方式的范畴，与具体的知识或者技术无关。一个真正通达权变与机变的人，无论是木匠铁匠还是医师药师，甚至琴师棋士乃至于兵法纵横术等，在他眼中看来都是一样的，不外乎都是思维的延长而已。智的最大作用，就是能够控制与运用知。现代教育中所谓的对学生进行思维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思维素质，其实就是对学生“智”这个层面在进行培养。但是，现代教育虽然有这种说法，至少我觉得，没看出现代教育在这方面上有什么真正行之有效或者成体系的培养方式。所谓“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其实就是智的体现与运用。我自己虽然没有呆在教学第一线，但每周至少要听两三节一线教师上的课。我经常对这些老师说，你们不要在教学设计或者教案上写什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内涵大家都没搞清楚，谈何培养？关于思维能力的训练，后文我们会有所涉及，此处暂放一放。不过，与知一样，智，也是双刃剑，甚至某种意义上说，智其实比知更容易坏事，所以传统文化中，有将智视如毒蛇的说法。如果仍然套用前面人们评价“知”的那句话，我们甚至可以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识变化”。传统教育中，师父带徒弟，如果徒弟的德行没达到一定的程度，师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将“智”给他点穿的，可以教给你技，可以教给你术，也可以教给你法，但不会教你变。或纵然有特殊原因，教会了你变，但也决不会给你讲“机”，知变而不知机，仍然是没用的。
德的层次：就是品行的层次，或者也可称为修养的层次。具体来说，就是诚意，正心，朴实，老实等心性上的修养。德这个层次，某种意义上就是慧的层次，与前者智的层次完全不是同一个重量级。一个人的德到位了，纵然没人为他点穿这个机，但他恰恰就暗合了最大的天机，所谓“吉人自有天相”，他必然是个“吉人”。德，没有奥妙，也没有玄妙，就是老实、平实、朴实，就是凡，就是庸，就是常！就是直，就是顺，就是涵容，就是阳刚。简而言之，德的程度，确实是无知的，是无智的，因为知与智都可能有毒，德的这种去圣绝知，其实就是大智，就是大知，就是至知（致知）。所谓“格物以致其知”，如果没有致其知，这个人绝对就诚不起来，就实不起来，也就与德相悖。德的体现，就是诚，就是实。
有人认为一个人显示出来的品味、趣味、格调、风度之类，就是德。其实，这几者还处在审美的程度上，还没有脱离开知与智，与德的朴实朴素，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我们可以说得更过分点，品味、格调、风格、风度之类，恰恰是偷心与盗心的产物，要育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德，最好是远离所谓品味、格调、风度、气质之类的东西！现代教育，将德的层次简化为品德教育，而且不是从人自身出发，一来就是爱家乡、爱祖国，好是好，但总有些架空，不如还是像传统教育一样，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发，慢慢推导出爱自己、爱亲人、爱家庭直至爱家乡与祖国。德的最大特征，是“质直无伪”，没有委曲（不“虚与委蛇”、也不“曲则全”）。但凡有一丝委曲，就已经落在智的层面上了，不是德的层次。有句骂人的话，说某些人是“有知识，没文化”，没文化显然就是指这人没德。农村里的老大娘，念佛、上香，她能诚，能信，她就有德，但她未必有“知识”。总而言之，知是末，德是本。知得再多，没有德，于己于人，都不是好事。这样的人放到世间上去，出问题，只是时间早迟而已。知与智，严格意义上讲都是背德的，知与智更多的时候是被人用在掠夺与战争上去了。大知与大智等同于德，但确实很少见。
道的层次：这个是传统教育中的最终层次，达到这个程度，说是凡也罢，说是圣也罢，说神也罢，说不神也罢，名相上的意义就消失了。总之，达到这个程度，这样的人能化腐朽为神奇，能成人之所不能成，为人之所不能为，能化人于无形，能让人无知无觉中就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的人做起事来如有神助，他能成事，有时候他能做成的事，在旁人眼中看来简直是有些匪夷所思。这种程度，我们虽不能之，心向往之。按传统的说法，修德，到了一定的程度，量变发生质变，就可以进入道的层次。刚才我们也说了，德的层次，没有玄奥，一个人如果已经达到道的层次了，他所具有的德，就有玄奥了，这种德，就是“玄德”。玄德等同于道。通往道的大门是德，所以我们不必在道的层次上太过用心，还是在德的层次上多多用心的好。
传统教育的四个层次就如上所述。不过，教，育，化，这三个字其实是各有所指。教，特指学习具体的技术与本事；育，特指陶铸人的心性与德行；化，特指使用某种方式或形式，达到安定民心，安定社会的效果。显而易见，教主要是针对知或者智而言的；育主要是针对德而言的；化主要是针对有道的人而言的。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人师，至少要是个真正有德的人，而有德的人师，未必是有多少知、多少智的。有德的人未必有多少知与智，是因为知与智确实存在问题。过度地求知或者求智，到了某个程度，这人必定会狂，会妄，如果这个人没有基本的德，这种狂与妄一发作，那他就废掉了。
传统行业，铁匠木匠石匠、琴师武师厨师等，这些行业中有德的人是很多的。一个真正有德的师父带一拨弟子，他教你技，教你艺，徒弟们基本的技艺纯熟之后，有天赋的弟子就会开始在师父所教的基础之上去搞所谓的“创造”或者“创新”。这个时候，师父往往会分别对待，对某些人师父会放手让他去创新，甚至鼓励他去玩花样；对另一些人，师父会对其进行严厉打压，严禁其越雷池一步，跑去搞什么创新。等徒弟们到了四十岁左右，那些一直在创新的，恐怕是早已不把师父放在眼里，自认为超越师父，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但跨行业的其他人，只要一见到这个人就会对他敬而远之。因为他不懂，他身上已经被师父留下了记号，这个记号是留给其他行业中的人看的，这个记号就一个字“狂”。师父往往是已经发现了这个徒弟在德行上有问题，才会鼓励他创新，让他狂，让他自以为自己了不起。他要创新，用智过早，心血消耗大，多半也就只能早死。某种意义上说，师父就是要让他早死，所以才会放手让他去创新，让他去胡乱折腾。当年那些被打压的，过了四十岁，气血已经安定，身心已经稳定，这个时候师父再放开手让他去创新，他无论怎么创，都不会有狂气，更不会轻易耗心血。往往这个人，才会是最终继承师父衣钵的人。所以传统行业中，才气重的，花样多的，技艺繁复的，在有德的人眼中看来，其实是非常幼稚的。木匠、铁匠行业虽然有别，但只要看到某人身上有狂气，就知道是他师父发觉这个人德行品行有问题，故意留这么个记号来供其他行业的人识别。那么别人再与这个人打交道，就会有所警惕。这个，就是传统行业暗中的“规矩”。“五四运动”之后，这些传统的规矩都被败坏完了。现代人，都崇尚创造力、崇尚创新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了创新耗尽心血，实在是自寻死路而不自知。比如那位被称为史上最有创造力的，苹果公司的创办人乔布斯先生，四十五岁就得癌症，医了十年，五十六岁死掉。他之所以会早死，西方文化会怎么看我不知道，但至少东方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早就把他这种人的命，给算死了的。狂，不是个好事；狂，就意味着无德与失德。我们自己还是多多警惕的好。特别是搞艺术的朋友，写诗的、画画的等等，才气等同于狂，几时消磨掉自己的才气，几时就可以消磨掉自己的狂气，狂气才气消磨尽，才谈得上进德与有德。你看历史上那些英年早逝的人，哪个不是才气很重？才气越重，死得越早，比如王勃、李贺，李商隐之类，就是典型例子。
西式教育与现代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孩子成长到二十来岁，所接受的教育，其内容绝大多数，都是知这个层面的。也就是说，西式教育与现代教育，更多的是在“教”，是在教给学生什么东西，而不太重视“育”。教是给予，育是养成，是培养，是养育，育是创造环境让孩子自己成长或者形成一些东西。例如品行，确实是不能用“教”的方式教给学生的，必须是用育的方式，等孩子自己形成的。教给学生，让学生摹仿，纵然摹仿得再像那么回事，也未必是出自于孩子的真心，伪与诈将难以避免；育，是孩子自己形成、自然形成一些他自己的规范。先不说形成的品行是否好，但至少首先保证了他形成的这些品行，是自发的，是真实的。长辈对孩子进行德育的培养，一定要立足于真实，绝不能掺杂智术，现代的德育教育，就是在试图用种种智术去培养孩子，结果，孩子真正学会的不是德，反而是长辈或者老师在使用的智。这是严重的本末倒置。德，必须是身教。“人皆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苏东坡先生这个感叹，针对的就是智术。孩子在成长的某个阶段，确实需要打击他的智术，让其心思转向到德的方向上，而不是智术的方向上。但我们很多家长都生怕自己的孩子智术不够，育智而不育德，目光短浅，终究会害了自己的孩子而不自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智术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更高、更强、更狠、更多、更广、更快地索取，“智”成了“野”的帮凶，与育德的目的“文”，显然是背道而驰。
有时候跟朋友聊天，有人问我，你教不教你儿学传统文化？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中学生了，但我既不让他背《老子》，也不让他学四书五经以及心经等等。也不是不让，而是我从来不在他面前说这些事，如果他从其他地方听到了，愿意自己去看、愿意自己去学，那我也不反对。当然，我更不会在他面前去讲什么佛家道家种种修养与修练形式等等。他就是自自然然地成长就好。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我在教育我的儿子时，我是宁愿培养出一个老实的傻瓜，也不愿教出一个聪明的野人。所以，说我教了儿子传统文化，显然没这回事，说没教，恐怕也不是。我师兄儿子比我儿子大五个月，我当时都一度以为他会教他儿子，结果，他比我做得更绝，我至少家里面还留有道佛儒的一些书，他是家里面连这些书都没有，彻底地“去圣绝智”。但我看到我这个侄子，我就知道，他爸在他身上没少花心血，虽然都是十来岁的中学生娃娃，说老实与朴实，两个娃娃差不多，但器量、心胸的开阔程度、待人接物的能力等方面，我儿就要差一些。
德的特征，就是老实、诚实、朴实、平实、质朴、朴素、简朴以及退步守己、夫唯不争、居下、守柔等等。通过修德，就可以让我们的心境、心态、心绪、心情，处于安，处于定的状态。一个人能安定，必然能让身边的人能安定，推而广之就是社会人群的安定。德的入门，是不自欺，是首先要对自己老实。入门的手段，是清洗自己的所知，或者说，是不要固守自己的所知。“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如果我们内心中有顽固的知见，我们的心境、心态、心绪、心情就必定会受影响，顽固的知见，是我慢与傲慢的根源。放下所知，弃圣绝智，就是德的入门。有所知而导致的潜在傲慢，就是自欺。这种自欺，会让我们不知不觉中就离德越来越远，离德越远当然就离道越远。一个人，越是自知，越是对自己老实，德与行就会越来越深；越是自欺，种种跟随而来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最终于己于人都不是好事。
上面这番话，逻辑是严密的，按这番话的顺序去修为，肯定会有进益。但是，这番话有个大前提，这个前提就是那个我们已经强调过很多次的“信”字。必须要相信这个道理，才可能真正按这个道理去践行。这个道理值不值得信呢？说值不值得，就会涉及价值的判断，一涉及价值判断，人的“所知”与贪欲就会暗暗潜入，所知与贪欲不同，那么有人觉得值得信，有人觉得不值得信，这样相反的结论就成为必然。我不愿意去找各种理由来证明这个顺序可信，毕竟前面我们就聊过以“无所信”为宗嘛。所以，大家愿意信也罢，不愿意信也罢，尽管按自己的天赋、禀性与天性去取舍。总之“命自我立”，自己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一切因与一切果，只要自己敢承担，不怨天尤人，那随便大家如何选择，我觉得都无可非议。
这里谈到了因果。佛家讲“无人相无我相”。没有人相与我相，当然也就无所谓因果的造作者与承受者。但“无人相无我相”这句话本身，也是对“人”说的嘛，大前提是因为“有人”，才会说出“无人相无我相”这样的话来。如果这世间从古到今就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叫作“人”，那么“无人相无我相”这样的话也就不可能存在。这句话既然存在，显然是因为“有人”。佛教中类似这样的话还有很多。这些话最终的目的，都是用来教训人的，不是用来教训石头木头的嘛。大前提根本就“有人”却口口声声说“无人”，那么佛教说这样的话，到底是想起什么作用呢？一旦我们相信了“无人相无我相”，马上就可以推论出“无所谓因果的造作者与承受者”这样的结论，于是乎，大家的胆子就会变大，不敢为的也会变为敢为，不敢做的也会变为敢做。冷静点一想，就会发觉这些语句唯一的作用就是自欺，自欺的延长，当然就是欺人，甚至是玩弄人。
有朋友可能会说，修佛家的禅定或者道家的心斋、坐忘等，确实可以达到“无我”！所以佛家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是可以证实的。如果一个人“相信”可以证实，那你尽管按你相信的去做。信则灵，信即安，有这样的信也很好。我个人是天机浅嗜欲深，我觉得心斋坐忘与禅定，无论有任何境界与状态，也都统统是自欺，不外乎就是自己的心，制造出来了某种状态（例如无我的境界），让自己相信而已。说到底，就是我们自己心要自欺，我们也没办法。其实不仅仅心斋坐忘与禅定，就连大家平常挂在嘴巴边的大悟、顿悟、明心见性等，也都是自欺。大悟顿悟明心见性的人我没见到过，见到过的全都是不老实的。不过，真正老实的人，真正不自欺的人，我反倒见过。这样的人，是真正的人，不是假人，所以这样的人就是道家所说的“真人”；这样的人，老实、质朴、朴素、平实，所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常人”，就是常人。我们身边都是真正的真人，这多好；我们身边假人多了，自欺与欺人的人多了，确实就很麻烦。
上述内容可能有人不太能接受，还是举则论据供品评——《华严经第五十二卷》中所说“如人化心化作佛，化与不化等无异；一切诸佛成菩提，成与不成无差别”。请注意“成与不成无差别”这句，大悟、顿悟、明心见性乃至现证菩提之类，真的是有与没有无差别的。认为有差别，确实是源于人的妄心，因为妄心的作用，我们会认为有次第，有差别，有高下。一旦认为有差别，有高下，则种种自以为是、种种自欺欺人，也就难以避免。
刚才也说过，德，就是老实、朴实与质朴。对于这点大家信也罢，不信也罢，各人按各人自己的天赋与天性去选择就行了。真正对佛学有信心的朋友，并不会因为我上面对佛学的胡说八道而改变自己的信，如果因为我这里胡说八道就改变了自己的信，那说明他本身就没有确信，说明他本身就还有怀疑。一个人要老实，要死心塌地，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旦这个人真正老实了，真正死心塌地了，道也罢，佛也罢，儒也罢，名相上的意义就不大了，这个人就是个真正的人。真正老实的人，真正脚已经踏在实地上了的人，如果依然使用名相来评价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见性了。不见性，不可能真正老实，也不可能真正踏实，当然，见性二字，对这样的人来说，也是污蔑，只能是一种勉强的权且说法。
质朴的人不多话，多话的人不质朴；质朴的人学道易，多话的人修道难。我在这儿胡说八道也是多话。总之，红尘滚滚，对我们这些生活在红尘中的人来说，道不是根本，德才是根本。德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老实与质朴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不自欺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纵然没人跟你提什么道不道的，自己也会对道有感觉。修德而渐进于道，弃圣绝知而渐进于道，绝学，而渐进于道，这些道理大家都懂，但依然难做到。做不到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基本上讲，就是因为我们有盗心，担心扔掉自己的所知，如果最后又没有“得”道的话，搞成竹篮打水一场空，划不着，不划算。这种潜在的“不划算”，就是盗心。不能弃圣绝知，不能绝学，不能走修德的路子，那么退而求其次，就只好学法；法门广大，理论体系过繁，没精力去学加上学也学不完，那就再退而求其次，只好去学术。法，等同于理；术，等同于技。法与术都是“知”的层面，越学就离道越远，这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弃圣绝知，绝学无忧，对我们的内心而言是减法，是修德；学法也罢，学术也罢，对我们内心而言是加法，是积累，积累来的只是“知”，哪天我们得老年痴呆了，人虽然活着，记忆却全没有了，这些知也就灰飞烟灭了。如果这知，是我们耗尽心血得来的，我们会觉得可惜吗？
一位朋友讲过这么一件事：他二十岁左右时，不但偏执、狂妄，而且轻信。搞不清是幸运还是不幸，当时得到个机缘，向一位前辈老先生请教流传于民间的一种修为法。结果老先生对他说，你运气好，像你这么偏执而且狂妄的人，少见。如果你是十五六岁时遇到我，我肯定会教你。你这种偏执的个性容易学会，学会后威力也会比别人强。但现在你年龄大了，学会了也没用。朋友当时也就刚刚二十岁，完全不觉得自己年龄大，对老先生的话也完全不能理解，他心里面很不服气又不敢表现出来，于是说，年龄大学不了，咋叫运气好呢？老先生一下子就笑了，说，学会的人运气才真的不好，一辈子基本就毁了。又隔了两三年，后来了解得深了，终于搞明白“一辈子基本就毁了”是怎么回事，朋友说，他内心的震惊前前后后至少持续了大半年。从此之后，不仅仅是对这位老先生的术，而是对一切术，他都有了戒心。总之，学术、学法，确实远离了德，能不学就最好不要学，这样的机缘与这样的人，离得越远越好！朋友的总结是：经历过这件事之后，他再看不管是密宗也罢，道家也罢，那些“术”上的东西，他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了。朋友的这个结论我非常赞同，传统文化中确实有些东西还是太过分了，不过，任随吹得多么天花乱坠，我们只要认准老实、朴实、质朴、朴素就不会错。非份之学，非份之术，非份之法，统统少来。希望大家在这方面确实要有所警惕。
说到底，一切道术、一切法术，花样再多，玩来玩去其实就那么一两招。甚至干脆说，只有一招。传统民间有人在玩，道家有人在玩，佛家同样有人在玩。儒家确实本份些、老实些，宋儒那一伙人，虽然我前文对其有所批评，但看他们所写的东西，他们对中间的窍门儿清楚得很，但他们不玩这套，他们的这份心性与心行，确实还是了不起。像前面朋友说起的那位老先生，其实我也认识。他走了，他那套东西也就带入坟墓去了。毕竟是绝技，是绝学，还是有几位朋友觉得可惜了。我觉得根本谈不上可不可惜，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这些绝技存在于世间，多少还是有挑动起人的欲望与好奇的作用，未必是好事，不管是因缘因素也罢，人为因素也罢，绝了就绝了，说可惜，没意义；其二，技术虽绝了，技巧虽绝了，但原理依然在，基于原理，要想把这套东西重新搞出来，未必是什么难事。
我们求知，特别是求一些古怪与隐僻的知，本身就有潜在的我慢与好胜在背后起作用，所以求来的的知，肯定不会是什么吉利的东西。越古怪，越隐僻，肯定就越不吉利。所以，我们还是做减法，弃圣绝知，绝学无忧的好。这句话，没有实际感受可能难以理解。简言之，我们作为后辈向前辈学习，我们往往希望前人多给我们讲一些精细、精微的东西，但前人往往不会讲。我们可能觉得前人保守，甚至可能觉得是前人藏私，其实并不是。很多时候，前人是为了保护我们，所以不会将某些东西告诉我们。俗话说，老天给你关上了一道门，就肯定为你打开了一扇窗。如果某个后辈，非知道某些东西不可，前人某种原因之下告诉了他，那么可以断言，这个后辈一定会在生命历程中有所损失。民间有种说法，真正彻底掌握某种“道术”的人，肯定会“缺一门”：肯定会在寿命、子孙、财富、命运、肉体等某方面，出现重大残缺。这话看上去如同咒语，其实并不是，套用前面俗话，仍然是：老天为你开了一扇窗，肯定会给你关掉一道门。你学会了某技艺，就必须付出代价。这世间，不可能有任何代价都不付出的、例外的“天之骄子”。所以，前人并不会藏私，但他出于对我们的保护，不会为我们讲解某些东西。如果我们的德行到了某种程度，受得起“缺一门”甚至缺多门的果报，自会有人突然在你面前“露峥嵘”。然而，天下的事就是这么奇妙：等你真正“受得起”某种果报之时，那果报反而不会兑现了——老天为你开了窗却并没有关门，你成了天之骄子。显然，修德、修为自身容受的涵养与器量，是关键中的关键。
本小节花了大量篇幅只着重讲了一个“德”字，讲得过于啰嗦。自我反省，通篇文章行文急迫，说明我自己内在还有需要调整之处。内容且不论，但言语的氛围，可能旁人未必能够接受，诸君多多包涵。
老圃无蔓
写于蓉城
原稿定稿于2019-12-9
公开稿改于2020-3-10